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邓希炜教授

贸易一直是香港经济的基石，这实有赖于特区作为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之间桥梁的角色。任何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全面讨论，都应涵盖其贸易行业的演变，以及由此延伸至有利于贸易的融资机制。

贸易融资是跨境商业的重要推动力，尤其因为在交货之际，同步进行背靠背付款往往因物流、法律及资讯方面的复杂因素而不可行。信用证等工具能在货物交付后，由银行向卖方提供付款保证，从而降低交易对手及履约风险。此外，卖方亦可透过将未收的货款出售给金融机构，借此加快现金流转，而金融机构则在应收款到期日向买方收款。

在全球经济环境急速变化、供应链持续重组，以及中国企业加快海外扩张的大前提下，贸易融资的发展已成为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的前沿课题。为维持并提升香港作为贸易枢纽的竞争力，升级贸易融资服务实属刻不容缓。本文基于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实地研究，列出贸易融资的行业需求与缺口，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贸易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

香港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总贸易额约为本地生产总值的3倍。2024年，香港的总贸易额约为9.5万亿港元，相比之下，本地生产总值约为3.2万亿港元。

如图1和图2所示，香港的总贸易额显著趋升，从2000年的3.2万亿港元增至2024年的9.5万亿港元。进出口贸易的增加价值亦由2000年的2,346亿港元上升至2024年的4,607亿港元。

虽然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3%下降至2024年的14.8%，但该行业的贡献仍然十分显著。总体而言，尽管近年增速有所放缓，香港的贸易活动自2000年以来大幅增长。贸易行业的表现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实质影响。

二、重塑香港贸易融资的地缘政治与科技因素

作为国际贸易枢纽及金融中心，香港拥有高度发展的贸易融资市场。正如图3所示，本地贸易融资贷款自2003年的1,001亿港元上升至2013年的高峰5,502亿港元；其后回落至2024年的3,812亿港元，而2025年截至第3季则录得3,738亿港元。

然而，香港的贸易融资贷款在过去10年来有所下降。这一趋势加上正在重塑行业的地缘政治与科技变化，使香港亟需升级其贸易融资服务。

首先，国际地缘政治与供应链转移正在重塑企业行为。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下，中国企业日益加大海外投资，以开拓新市场和多元化生产网络。虽然香港仍是许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平台，但新加坡已成为其一大竞争对手，在作为进入东南亚市场跳板的角色方面尤其如此。香港若要维持自身比较优势，政策与数字基础设施无疑不可或缺。

其次，贸易模式的演变与跨境电子商贸的兴起，正为传统的贸易融资模式带来挑战。消费品贸易正逐渐转向小额订单、较高交易频率，以及较短交付周期，这对传统的承保、文件处理与结算交收程序造成压力。市场对反应迅速、数字化赋能的融资解决方案需求日增。金融机构需要精简审批程序、提升信贷资讯透明度，并开发更具弹性的产品，以适应电商卖家与物流驱动的资金周期。同时，直接连接内地制造商与海外买家的平台，正在削弱香港的传统“轴辐”角色及相关服务。

第三，利率动态与内地融资环境的变化对香港的竞争力有所影响。近年来，内地的借贷成本普遍低于香港，而政策措施则强化了中国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例如2023年9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同年11月1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即“资本新规”）。这些改革带来几方面的影响，包括对中小企业授信的优惠风险权重，支持国内普惠金融与银行同业贸易融资。

第四，稳定币与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正开始重塑银行的传统贸易融资业务。2025年5月，香港立法会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建立法币挂钩稳定币的监管框架并促进合规应用场景。香港正推动稳定币与智能合约在贸易融资中的应用，例如具可编程性的支付条款，以便在货物装运或文件验证后自动释放资金。这些发展对传统产品（包括透支与信用证）构成压力，在供应链融资领域尤其如此。与此同时，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将对实体或契约资产的金融权益转换为基于区块链的代币，开启新的融资与抵押形式。银行可探索链上资产管理，例如在符合监管批准和具备稳健风险管控的情况下，发行代币化票据、链上贸易融资证明书或代币化存托工具，以开拓新业务范畴。

三、在香港建立有利贸易融资的生态圈：行业需求与缺口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贸易融资生态圈需对数字基础设施、对接监管标准及市场设计方面加以协调升级，以维持竞争力。以下重点列出八大优先领域。

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与跨行业跨部门数据互通

香港拥有多个与贸易相关的数字平台，但分散于不同部门与行业之间。跨平台互通性及持份者采用度仍然有限。核心挑战在于缺乏一个广泛采用的系统，能够在保持点到点数字一致性的同时，赋予电子贸易文件相互认可与法律效力。限制因素包括部分电子工具在法律可执行性上的缺口、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协调机构，以及企业的实施成本。

在资金结算方面，内地银行已将核心流程大幅数字化，但香港的许多工作流程仍依赖传统方法。更广泛而言，香港在供应链数据整合、物流追踪、智能合约部署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排程方面落后于区内同业。新加坡早前建立了一个贸易资讯共享网络，连接政府、航运公司、银行、保险商及仓储营运商，展示了数据共享如何提供点到点的可见度，并促进更灵活、由数据驱动的回应。

2. 改善与中国内地的跨境数据流动与互认安排

香港与内地的跨境数据流动与互认安排仍不完整。尽管特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积极推动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互通、企业注册及信贷框架方面加强与内地合作，但跨境流动尚未实现无缝整合。因此，企业仍面临文件处理冗繁、信用评级互认有限，以及跨境融资与贷款持续存在摩擦等问题。

3. 在打击洗钱力度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贸易融资流程在反洗钱方面要求严格，但贸易融资具有时间敏感性且文件繁重，导致延误与成本增大。数据缺口与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尤其是中小企业及新兴市场），加上代理银行标准不一，进一步加剧临时付款受阻的情况。这对于如何在保持稳健风险管控的同时，确保及时处理、文件验证与交易监察，构成挑战。

4. 为政府采购启用应收帐贷款

许多政府项目的支付周期长达一年或更久。香港特区政府标准合约中的“禁止转让”条款防止承包商将政府应收帐作为抵押品，从而限制流动性并提高营运资金成本。相反，新加坡允许转让源自政府合约的应收帐，从而便利供应商的现金流管理。

5. 为中小企业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并降低其中风险

愈来愈多中小企业正向东盟、中东及其他新兴市场出口，但由于规模有限，许多企业难以购买保险。在缺乏保险的情况下，银行对提供贸易融资额度的意愿不大。换言之，为中小企业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并降低其中风险，是便于其获取银行融资的必要之举。然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审批过程面临数据渗透不足的问题，因为企业一般提供的营运资讯并不完整，难以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此外，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共享薄弱，有碍于开发全面风险资料库及订定一致承保标准，因此难以建立一个全面准确地将“买方进口配额”与“信贷额度”关联的风险评估模型。

6. 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加强国际税务合作

国际税务合作不足仍是企业对外扩张的障碍。随着香港企业与银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香港在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上的缺口（如与哈萨克斯坦及巴西）使企业在利息、股息及相关收入上承担额外预扣税的风险。涵盖面更广泛的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可有助于提升税后回报，并减少在新兴市场投资的结构性摩擦。

7. 人民币贸易融资流动性安排成效有限

2025年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了一项1,000亿元的人民币贸易融资流动资金安排。虽然该安排已有一定进展，但使用率仍有限，原因在于市场上的同业拆借利率有时低于该安排的利率。

8. 回应中国内地企业对香港银行全面、较长期及数据适应型贸易融资服务的需求

首先，部分内地企业正在寻求更全面、较长期及数据适应型的香港银行服务。企业日益希望获得整合式方案，结合利率和外汇风险管理、全球现金管理、跨境供应链融资、背靠背信用证，以优化集团层面的资金流动性与回报。

其次，香港不少银行仍主要集中于期限少于六个月的贸易融资服务。然而，内地企业更重视期限为一至三年的产品，以更好地匹配项目及采购周期。

第三，部分跨境电商平台的中间交易仅停留在企业对企业（B2B）阶段。即使公司提供提单、报关文件及供应商协议以证明相关贸易交易，香港银行仍经常要求商户无法取得的零售层面终端客户数据。要改善贸易融资的可及性，须靠创新金融产品以符合供应链采购企业的需求。

最后，企业认为香港银行的客户服务与营运效率略低于中国内地同业，表现为回复查询时间较长、处理文件程序较慢。透过重组工作流程与数字化流程，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

四、深化政策讨论的建议深化政策讨论的建议

要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的地位，必须善用数字科技，以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1. 加强数字贸易平台的治理与权威性

政府可以加强协调，提升香港数字贸易平台的采用率。目前，政府营运与公共数字平台同时运营，但缺乏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机制，难以实现跨部门与跨行业的资源整合。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统一核心数字贸易功能的倡议，可有助于整合现有各平台，并支持市场参与者的广泛采用。

此外，立法上的完善应阐明整个端对端数字贸易流程中的操作规范、数据安全要求，以及各项责任与担保准则。清晰的法律框架可增强电子交易的可信度，并促进商业、港口运营、海关、银行、保险及物流等方面关键数据的整合。

2. 标准化与推广数字贸易工具

更广泛使用电子文件与数字签署，使银行业能从资产负债表型态转向交易和数据驱动的信贷模式，从而改善风险评估与资本效率。政府应加快提单、银行汇票及其他核心贸易工具的数字化，以实现无纸化方式的处理。同时，应积极参与关于电子可转让记录、电子签署及数字提单的国际标准制定，以确保与全球标准接轨。共同标准的趋同将促进跨境贸易的互认与互通性。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应鼓励银行业进行系统升级，以支持端到端的数字贸易融资，包括直通式处理、安全的应用程式介面，以及健全的身份与凭证框架。

3. 深化贸易数据的跨境互通

特区政府可以加快香港与中国内地及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数据平台互通性。在与内地“单一窗口”系统的合作安排基础上，香港应将技术规格校准国内外标准，并推动对原产地证明、报关文件等关键文件的互认。相关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可探索建立标准制定机制，统一数据格式、介面规约及安全标准，并引导香港、内地及伙伴经济体的平台加以采用，以实现无缝数据交换。

互联多个区域平台，例如内地的离岸贸易综合监督平台、东盟的单一窗口系统，以及伙伴司法管辖区的企业业务系统，将提升使用率并产生网络效应。在大湾区内，透过“白名单”框架的“试点―评估―扩展”模式推行跨境数据流动，有助于实现企业注册与信贷报告的互认，减少重复申报与审核，并缩短处理时间。

4. 扩充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的职能以支持中小企业

政府可以扩充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的职能，以满足不断演变的企业需求。为了在充满挑战的贸易环境中支持中小企业，可考虑修订《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条例》，允许投资保险、担保及相关服务，并放宽对香港企业拥有的海外公司的承保限制。

配套措施可包括鼓励银行扩大“政策性融资”业务，并提供明确的监管指引与针对性激励，以应对合规顾虑。再者，应探索由共享登记平台支持的“一地政策性抵押、两地通用”的试点计划。这可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互联互通，精简审批程序，并扩展跨境经营中小企业的保障范围。此外，发展专门的贸易融资中介平台，可加强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

5. 以先进科技平衡反洗钱保障与商业便利

一个有效的贸易融资打击洗钱系统，应在严格保障与商业便利之间取得平衡。区块链（用于可验证文件追踪）及人工智能（用于检测异常情况）等科技工具，可与风险分层和加强国际合作等制度改进相结合。透过科技精准防控金融犯罪，香港可开发细致的贸易融资风险评估模型，避免“一刀切”的要求，并提升合规资源配置的效率。作为参考，美国的监管实践根据交易规模、地理风险及交易对手特征对活动进行分类，并相应校正尽职调查。

6. 锚定高价值贸易与跨国企业

政府应吸引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及跨国企业落户香港。针对区域供应链总部的税务与财政扶持政策，以及“一企一策”的战略项目方案，能够将领先企业、平台型企业及采购中心锚定于香港。

借鉴新加坡“全球贸易商计划”模式，香港可考虑为在新兴市场扩展贸易融资活动的企业，提供具时限性的优惠利得税制度。此外，税收抵免可用于奖励企业投资可验证的绿色贸易融资项目，以及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的数字基础设施，以提升贸易融资的安全性与效率。这些措施将共同增强香港在贸易融资创新与可持续性方面的竞争力。

7. 扩展自由贸易协定与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改善营商环境

跨国公司在选择区域供应链枢纽时，会考虑其所在司法管辖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与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CDTA）网络的广度，因其涉及关税、原产地规则、通关便利及税后回报。随着香港企业与银行沿“一带一路”扩展，缺乏与部分新兴市场签订的 FTA 与 CDTA ，会令此等企业面临更高的预扣税税额与不确定性。积极扩展CDTA与FTA网络可改善香港的营商环境，并有利于对外投资与贸易融资。

8. 推动负责任地使用稳定币与人民币国际化

最后，香港应加快在贸易支付中负责任地使用稳定币，并进一步推广在国际上使用人民币。基于香港在金融市场的优势及法币稳定币的立法框架，政府可牵头建立“稳定币服务生态联盟”，整合银行资金流动性、科技专长，以及法律与合规能力，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随着时间推移，在严格监督范围内，当局可支持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在国际支付、结算及融资中的发行与使用，从而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效用。稳定币在贸易融资中的应用试点项目应在明确的合规框架下进行。

此外，与主要贸易伙伴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保持积极对话，对建立互认机制、降低政策壁垒及提升跨境稳定币结算效率至关重要。透过减少政策摩擦，香港将能加快贸易资金流动，并巩固其在全球跨境结算中的角色。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1月发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由港大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撰写，就多个香港热门议题作出研究分析，并从崭新角度给予政策建议。《香港01》获授权转载。）

作者邓希炜教授是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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