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药倍安心”创科比赛引发的争议，随着警方以涉嫌违反《私隐条例》拘捕一名披露资料人士，焦点已从学术诚信问题，转移至法律界线与“吹哨者”权益的讨论。这宗案件驱使我们检视，在香港现行制度下，当“保护个人私隐”与“揭露潜在不当行为”发生冲突时，法律天秤是如何倾斜，以及这会对社会监察机制带来甚么影响。

吹哨者的路径依赖与困境

在讨论法律责任前，必须先理解吹哨者的行为逻辑。在一般情况下，若发现比赛违规或学术造假，最理想的途径当然是向主办机构或学校举报。
然而，现实中的举报机制往往面临透明度不足或处理缓慢的质疑。这种无力感在社会各层面皆可见，正如香港热门电视节目《东张西望》中，许多个案正正是求助者在现有体制中无法得到支援，才需要诉诸媒体或网络力量，期望透过舆论压力迫使有关部门正视。当吹哨者认为体制内的申诉渠道无法有效回应，或担心投诉会被冷处理时，诉诸舆论便成为一种常见的“路径依赖”。
在本案中，披露者公开涉事学生的对话纪录与身份资料，其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佐证指控的真实性。在网络舆论场中，若无实质证据（如截图、身份对比），指控极易被视为造谣。然而，正是这种为了“自证其言”而公开他人资料的行为，触碰了现行法律的红线。这反映了吹哨者在缺乏完善保护机制下，往往只能在指控被无视与误堕法网之间作选择。
警方依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中有关“起底”的条文执法，从法理程序而言，是有法可依的。条例的修订原意，是为了遏止近年泛滥的恶意滋扰与网络欺凌。
然而，此案突显了现行法例在应用上的局限性。目前的执法逻辑主要基于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否未经同意披露资料；二、当事人是否因此受到伤害（如心理恐慌）。
这种以结果为本的执法标准，在处理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如涉及公帑资助的比赛公平性、医疗程式的安全性）的揭弊行为时，显得缺乏弹性。现行法律框架在执法层面，并未给予“基于公众利益的揭露”足够的缓冲空间。这导致了法律在保护个人私隐的同时，却间接增加了揭露社会不当行为的法律成本。

寒蝉效应与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这次拘捕行动，或对社会产生一定寒蝉效应。公众会接收到一个讯息，无论揭露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涉及公众利益，只要披露手段涉及个人资料，便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削弱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若缺乏合法的安全通道，知情者在面对违规行为时，可能会因恐惧法律风险而选择沉默。这对于维护学术诚信、商业道德乃至公共行政的廉洁，均非正面发展。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检讨制度本身是否完善。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更多为公义而误堕法网的悲剧，亦为了维护社会的廉洁与诚信，我们有必要从政策层面改善现时处境：

一、修订《私隐条例》：引入明确的“公众利益抗辩”条款

现行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虽然设有新闻采访等豁免，但对于普通市民揭露不当行为的保障并不明确。政府应审视现行条例，考虑引入“公众利益抗辩”条款。
若披露者能证明其公开资料的行为，是为了揭露犯罪、欺诈、滥用公帑、公共安全威胁或严重不当行为，且披露的程度符合比例原则（即没有过度披露无关的私隐），则应可作为抗辩理由，豁免刑事责任。这能让法律在打击恶意滋扰的同时，为正当的社会监察保留一扇窗。

二、制定全面的《吹哨者保护法》

目前香港缺乏统一的《吹哨者保护法》，现有保障未能涵盖如学生、义工或公众人士等更广泛的持份者。政府应参考其他普通法地区的经验（如英国《公众利益披露法》），制定香港的《吹哨者保护法》。
新法例应扩大保障范围至所有知情人士，为符合条件的举报提供民事及刑事豁免权，并加入严格的反报复条款，禁止机构对吹哨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透过法律确立吹哨者的正当地位，才能有效消除寒蝉效应。

三、建立独立且具公信力的第三方举报机制

吹哨者之所以选择网上“起底”，往往是因为对体制内的投诉机制失去信心。针对涉及公帑资助的项目（如创科基金、学术研究），应设立或指定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监察机构来接收举报。
该机制必须严格保密举报者身份，并拥有独立调查权，而非将投诉转介回涉事机构自行处理。当体制内拥有一个安全、有效且获信任的“出气口”，吹哨者便无需冒险诉诸网络公审，既能解决问题，又能有效减少网上侵犯私隐的乱象。
如何在保障个人私隐免受恶意侵犯的同时，不扼杀基于公义的吹哨行为，是香港法律与社会制度需要面对的挑战。只有透过修订法例、立法保护吹哨者，以及完善监察机制，建立一个既能保护私隐，又能容纳合法揭弊的机制，才能避免让追求真相的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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