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谭永昌

去年十二月圣诞节，笔者在西九海滨。海风带著维港的咸味，刚好十五度，不冷不热。从快餐车买来一杯Long Island，杯底装了小射灯，整杯在发光，冰块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个Busking伴奏。身边的人在巨型圣诞树下找角度，拍完了就让开，让下一个人站进灯饰里。没有人催促，没有人挤迫。海风轻吹，面向维港，视野无遮挡。对岸是港岛的灯火，再远处是南中国海，再远处是想像中的世界。

一个月后的维园，年三十晚气温竟然高达二十五度。年宵里人潮汹涌，身体被挤压成人流的一部分，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摊主们扯着嗓子叫卖，声音在狭窄的通道里互相碰撞、叠加、失真。想停下来看那个卖冰糖葫芦的档，但后面的人挤上来，只能横移，侧身，硬挤过去。手上托着的椰子慢慢变温，前面那个人的背包一次又一次地碰到胸口。空气里是炸鱿鱼的油烟味、汗味、还有塑胶花的化学香味。

但这不关天气的事，也不关人多人少。如果只是为了凉快，为什么不去商场？如果只是为了热闹，为什么不去旺角？两个节日的身体经验如此不同，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逻辑，而这个逻辑，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

两种空间逻辑

没有人开会决定这件事，没有政府部门发出指引，但问任何一个香港人：“圣诞去哪里？”答案无非是海滨、尖沙咀、灯饰。“年宵去哪里？”十个有九个会说：维园、花墟、人山人海。

这个默契不是写在旅游指南里，而是写进了我们的身体记忆，我们的脚知道该往哪里走，皮肤知道该期待什么样的温度和触感。这个默契不在传统或宗教，而在空间本身。每一个城市空间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选择在哪里过节，是因为那个空间的性格配得上我们对那个节日的想像。而这个默契不是天生的，是规划决定了空间的性格，空间的性格再而塑造了节庆的性格。

海滨是开阔的、视觉的、浪漫的。

站在西九，面向维港，视野无遮挡，对岸是港岛的灯火，再远处是南中国海，再远处是想像中的世界。这种开阔感召唤着圣诞那种浪漫的、异国的、来自远方的想像。圣诞本来就是关于距离的节日，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圣诞老人来自北极，它需要的是一个让人看向远方的空间，一个让人相信远方有光的空间。

我们在灯饰前停下，找角度，摆 pose。灯光映在海面，像是把彼岸拉近了。身边的人自动让开，静静轮候着。有情侣在月光下对饮、互表心意，其他人保持距离，默契地各自浪漫。在这里，视觉主导一切，你看向远方和彼此，以及镜头里的自己。

维园则是密集的、触觉的、集体的。

维园不是为了让你看风景而设计的，它围合、向内，四面都是城市，高楼像城墙一样挡住天际线，擡头只见一片狭窄的天空，像是从井底往上看，没有想像中的世界，只有眼前这个拥挤的、真实的、无法逃避的香港。

年宵把这个空间填满，摊档一排排，人流一波波。进去了就只能跟着走。在年宵，皮肤主导一切。想停下来看卖挥春的档，后面的人挤上来，只能横移，侧身硬挤，看了一眼又被推走。前面那个人的背包碰到胸口。身体不属于自己，身体是人群的一部分。

无论是那个合上双手感谢Haters的蔡老板，还是爬上木椅高台唱《黑玻璃》的学生哥，年宵的核心价值就是这种汇合而成的“挤”、“热”、“吵”。此处的人，此处的街坊，此处无法逃避的亲密关系。

节庆和空间互相塑造

或有人觉得是节庆选择了空间，但方向其实是反过来的。因为在海滨，圣诞变得更浪漫，正因为在维园，年宵变得更热闹。

试想像在西九海滨摆年宵摊档。摊主扯着嗓子叫卖，但声音被海风吹散，人群散开，你和隔壁档的距离变成三米，拥挤感消失，碰撞消失，那种熟悉的亲密也就不见了。

又或者在维园办圣诞市集。密集的摊档，压缩了本来浪漫的距离，你没办法在人群中看向远方。情侣想找个安静的角落对饮，但四周都是叫卖声和人潮。

空间的逻辑会抵抗，开阔稀释拥挤的亲密，密集压缩浪漫的距离，空间与节庆互相选择、互相塑造。

空间被生产

而这一切不是自然形成的。西九海滨的开阔感，是因为我们选择保留维港景观，选择以文化区而非商业区来定位，选择不在海傍建高楼。这是规划决策，也是政治选择，背后是几十年来关于“香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集体争论。

维园的密集感，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市区公园，周边高密度住宅，四面被城市包围。年宵之所以在维园，不只是空间性格配合，更是因为铜锣湾的交通、人流与街坊基础，这是半个世纪历史积累。1960年，政府在维园首次举办年宵市场，取代了原本在街头的自发摆卖。从那时起，维园就成为了“年宵”的代名词。

当空间有了性格，节庆就有了灵魂。而空间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被规划、被政治、被历史生产出来的。

空间规划是文化政策

海滨的圣诞，公园的年宵。这是两种节庆的空间需求，遇上性格相符的城市空间，长期磨合，沉淀成我们对节庆的集体想像。空间成为了节庆的本身。

所以当我们讨论规划，不只是在讨论土地用途、交通配套、绿化比例。我们也是在讨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节庆？什么样的身体经验和文化认同？

我们是在讨论，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他们会在哪里过节？他们的身体会记住什么样的香港？因为最终，城市和生活不是由建筑物组成的，而是由记忆组成的，从身体开始的。

当我们在西九海滨举杯，当我们在维园年宵被人群推着向前走，我们的身体正在记住这个城市。而这些记忆，会成为我们的文化认同，成为我们给下一代的传承。

作者谭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系学生，专注城市治理、政策分析、社区空间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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