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文坪

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没有不同声音，那并非好事，政府的政策、法案会有许多盲点无法看到、看清。不同声音不是掣肘，而是提升治理质量的一种保障。

香港运输署去年11月3日新闻公报提醒市民，由2026年1月25日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商用车的座位乘客均须佩戴安全带。然而，法例生效后，当中规定有安全带巴士乘客必须佩戴的争议多日来停不了。运输及物流局在1月30日承认因法律条文有技术不足，暂停执行该条例。换句话说，此一法例虽没废止却已进入“冬眠”状态，失去了法律效用。

这令不少人联想起，2021年8月，港府推出“垃圾征费”（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法案，立法会近乎全票通过，也完成立法的三读程序。最初计划原定2023年底推行，后推迟至2024年4月1日。自该日起，港府开始宣传有关措施，却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最终再度押后至同年8月1日。不过，该法例还是无疾而终，港府在同年5月27日宣布无限期押后。

从这两个法例被“冻结”来看，说明港府在推出法案时，可能没有充分深入民间了解民意，一些官员的认知或与民意相去甚远；而法案提交到立法会后，议会的审议也没有经过全面辩论。最后导致法例“一出闸就脱脚”，在推行后引发强烈争议而须急速喊停。如今亡羊补牢，除了检视措施、完善政策之外，也少不了对治理的反思。

无论是特首、港府高官或立法会议员，都是在2021年新修订的选举法令下获选的人选，也就是由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人选当选或出任。可是，一旦“爱国者治港”被过度标榜，人人就都只想着做“爱国者”、个个就都争着帮政府说好话，那么，一些反对的声音，就可能会被攻击为“不爱国爱港”、甚至会被看作是“反体制”。

长此以往，立法会否变成只需举手通过而没有实质辩证、辩论的场所？议员会否为了表示忠心，而没有全面把民意带进立法会？这些担忧，都需要好好向公众解说，甚至透过制度建设，为人民加注信心。

新加坡和香港的历史背景相似，过去同样被英国殖民政府管治，因而在人文教育、法律法规、语文语言等方方面面都相通与接近。

新加坡从1959年自治、1965年独立后至今历经16次全国大选，而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政至今，每次大选都囊括近90%的国会席次。不过，政治领导人并没有因此自满，反而是有远见的发现“危机”存在。

其中一点是，如何确保国会有不同声音？让不同的声音带进国会？因此，新加坡政府为了确保国会有反对党议员，主动进行了宪法修正。如果没有任何反对党候选人在大选中当选，得票率最高的12位反对党候选人会成为“非选区议员”进入国会。换句话说，宪法确保国会里有12位反对党议员或非选区议员为民发声、参与政府的政策辩论。

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加坡政府是在“积极”培养反对党议员，而不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而反对党议员对政府的政策、法案也可以提出批评、论证。国会里，让不同的观点碰撞，让政策、法案避开盲点。国会里有反对的声音，可以鞭策执政党议员更全方位提出解决方案，让政府更加谨慎看待与制定各项政策，做得更好；无论是对社稷、对人民都是益处的。

如果人人都表示忠诚而不愿提出不同意见、观点，或把提出不同观点者视为拆政府的台，那么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如何提高议会的辩论素质，这是香港必须面对的课题，不妨向新加坡学习。

作者陈文坪是新加坡时事评论人，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大中华地区的政治时事和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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