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冠麟

标题谈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新闻，一件是香港的大城小事，另一件是影响全球的国家大事，希望读者先不要在纯粹“动保”或纯粹撑“两会”的角度表态。

这两天猫店长“阻B”疑似被人抱走，牵动上万港人关注，最终寻回可谓“万幸”。它之所以引起广泛回响，并非偶然。细心观察便会发现，近年香港多了许多关注动物福利的节目与组织，有热心市民自发组成义工群，为遍布各区的“铺头猫”（俗称猫店长）以至流浪猫，提供喂养、照顾、清洁、美容，甚至医疗支援。这些自发行为，源于市民对生命的朴素关怀，其背后的无私付出，值得社会致以由衷尊重。

若以另一角度审视社会，这种自发的爱护动物行为，正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都市生态。店猫的“功能”早已不再是捕捉老鼠的“工具”，牠们逐渐升级成为“店长”，成为社区的情感座标，街坊和爱护小猫的朋友路过打个招呼、送上零食，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微妙的连结。这种互动，工具理性地讲，有潜力被引导成为一种正向的“情绪投射”，既有助促进公共心理健康，同时也有益于出有关的功能产业消费，包括宠物美容、宠物医疗、宠物食品等产业链，都会因此而受惠。

研究显示，与动物互动能有效降低焦虑、提升幸福感，所以在公共层面，这些由民间自发的温暖，若能获得政策层面的适切回应与引导，对社会产生的良性价值，将不止于动物福利本身。最起码，在发扬爱心精神的时候，都能有随处可见的案例，能向小朋友分享。笔者也与几只“猫馆长”共事，现已收编为家人，现时八只猫咪、一只小鸟与九个月大的幼儿，一同成长。

“情绪”何以成为经济？

“阻B”事件牵动万人，背后折射的是人类情感投射的本能。要理解这种现象何以能与宏观经济挂钩，我们需回归经济学的理论原点。

传统经济学长期依赖“理性人”（Homo Economicus）假设，认为消费者是精于计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然而，已故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aniel Kahneman早已指出，人类决策深受直觉与情感影响，其《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提到，我们大脑思考分为“快思”与“慢想”两种思考方式，分别名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是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作出快速判断，思考方式以“眼见即为事实”为原则，思考过程较快，易被自己的主观喜好厌恶而影响。“系统二”通过利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思考过程比较慢，但由于经详细与理性分析，相对比较稳定。

有谓今日的我们，“继承着石器时代的情感与大脑机制，延用中世纪以来的的文明规范，使用著最新的科技”——这句说话概括得非常有趣。以进化心理学角度看，“情绪”是适者而生的人类祖先求生而发展出的高效决策机制。见到危险会恐惧，利于生存就会快乐。直至今日，我们仍是用那颗“石器时代的大脑”来应对现代社会。看倌请抚心自问，如果没有对于现代社会关于“健康”的资讯教育，我们对于高脂肪食物，是否难以抗拒？肥胖的笔者代为回答：是的，因为底层逻辑要源于进化遗传、大脑奖励机制以及感官体验，大脑会将进食高糖高脂食物识别为一种“奖励”行为。通俗点讲，系“祖先叫我食肥啲”。

这解释了为何情绪在消费决策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所谓“情绪经济”，核心运行机制在于将情绪本身“商品化”、“数据化”与“关系化”。以近年大热的“盲盒”为例，消费者支付的并非直接购入所见即所得的公仔，而是拆盒前的期待、拆开瞬间的惊喜或失落。这段被设计的情绪起伏，正是产品的核心价值。同样，“夹公仔”的乐趣不在于公仔的实用功能，而在于爪子落下那一刻的紧张与掌控感。至于“喂猫”，市民付出的时间、金钱与情感，换来的是与动物互动时的时间，在真实社会中的尔虞我诈之下，单纯的动物提供的温暖与陪伴，是提供“情绪价值”、治愈心灵受伤人类的美好时刻。猫咪很简单，喜欢就拱你，不喜欢就躲你，又会认人，善心义工可以从中得到即时的情感反馈。

内地几个月前发布的《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选择“快乐消费，为情绪价值/兴趣买单”的人群占比达56.3%，较2024年增长16.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超过半数年轻消费者已将情感满足置于购买决策的核心位置。换言之，情绪经济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层面的消费，更是精神层面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

情绪经济的正反两面

“情绪经济”既然能够成为地方两会的热议词，即已经有为政者将之视为一种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点、可被引导的现象，且已成为既成事实，不是单纯的猜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约2.3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9年可能突破4.5万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经济活动，自然带动就业与创新，其社会经济价值甚至公共价值不容抹杀。

对笔者而言，情绪经济的兴起，对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好的一方面，情绪经济能够成为社会的“润滑剂”与“黏合剂”。大众通过消费后获得情绪慰藉，集体焦虑得以纾缓，排解部分人士的孤独感。其负面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情感需求被资本系统性捕捉与放大，平台算法优先推荐最能“引爆情绪”的内容，以延长用户停留时间，结果是社会对话变得极化，共识难以形成。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度依赖“我心急我即要”、“下一刻我改要其他”的情绪消费，可能弱化人在现实中构建深度关系的能力，陷入“越购买、越疏离”的循环。

重提金句——“继承著石器时代的情感与大脑机制，延用中世纪以来的的文明规范，使用著最新的科技”。活于今天的我们，介乎于神性与野性之间，不着一端，面对情绪经济的双重属性，应该学会收放自如。在公共行政的角逐，对于这把双刃剑的使用，政府的主体责任并非简单鼓励或抑制，而是思考如何“放大其社会价值，防范其负面风险”。这就需要我们探索一条引导、管理之道，比如政府与市场共订这些盲盒式销售的伦理底线与制度规约、立法禁止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情绪进行恶意操纵或歧视性定价、通过公民教育帮助学生认识情绪如何被商业力量影响，从而做出更理性的选择，这些是各地政府在面对即将开花的“情绪消费”巨浪前，应该要抓紧防范的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情绪经济的兴起，是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产物。它与社会大众的情绪状态紧密结合，也与人的情感需求、社会气氛互动息息相关。站在公共行政的角度，我们必须思考：是要让社会回归理性，谨记“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冷静自持，还是要力追增长、鼓励情绪消费，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其实并非二元对立的选择。情绪经济的价值，在于它回应了现代人的深层心理需求，在碎片化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陪伴。正如“阻B”失而复得牵动万人，因为“阻B”是善良富爱心的香港人的集体情感投射，这份集体关注，折射的正是社会对温暖连结的渴望。

已悉江西、贵州、重庆等地已将“情绪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笔者期望为政者（包括提出“情绪经济”的代表们）既在上位，应该更能以“全人视角”俯瞰、理解消费者，我们既是追求效用的经济人，也是渴望情感满足的社会人。若能体察这份渴望，以制度引导情绪经济向善发展，使其成为社会心理健康的助力而非阻力，则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增进社会福祉。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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