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国际纠纷的中国方案待升级——香港可以做什么?
来稿作者:王妮娜博士
2026年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全球贸易环境风云莫测。中国作为世界进出口大国,可以预见今年卷入国际纠纷的中国企业将明显上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贸易兴起,新型国际贸易纠纷层出不穷。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香港,有望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司法制度的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发挥其良好的国际司法公信力,以优质高效的国际调解服务贡献“中国香港方案”。
新型贸易纠纷挑战传统司法
根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日前表示,2025年全国法院新收一审涉外商事海事案件达6.7万余件,同比增长44%。从案件类型看,涉外民商事案件受案范围正在从传统的国际货物买卖、投资、运输、对外工程承包等领域向跨境电商、电子单证、跨境破产、离岸金融等新领域加速拓展。同时,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服务贸易纠纷,以及与之相关的跨境支付、运输、保险纠纷持续增多。在独立保函、信用证等跨境金融工具的使用中,由于涉及复杂的国际惯例和法律适用问题,相关争议尤为突出。
去年香港已成立国际调解院,但在调解国际纠纷中因两地司法体系不同,亟待国际调解制度加速创新让构想落地。未来香港可扮演内地与全球规则对接的“转化器”与“孵化器”,通过加强两地司法交流,将个案经验沉淀为具有影响力的规则。比如建立新型案例常态化交流机制——香港国际调解院可定期梳理涉及电子单证、跨境支付等新业态的典型案例,与内地法院、高校及行业协会分享;推动香港调解标准的互认与转化,对于在新领域形成的、契合商业逻辑的调解方案,香港可积极推动其获内地司法机关认可。此外香港可联同内地的自贸区(如前海、横琴)及互联网法院,针对前瞻性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共同输出既能被国际社会接受、又能维护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方案。
香港有望整合资源服务内地
针对供应链和金融纠纷的复杂化,香港有望通过机制对接和资源整合,将自身的专业服务延伸至内地,与内地机构形成高效协同的处理互联网。香港可牵头建立涵盖两地的专家库,吸纳熟悉国际金融实务的法律和行业专家,通过远端调解或联合调解,让内地企业即使不出关,也能获得香港专家的专业支持,同时帮助内地调解员快速提升处理此类复杂案件的能力。
香港掌握的商业审判逻辑以及法院判决公信力可圈可点,这将为它发挥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提供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落地过程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香港沿用的是普通法体系,和中国内地法律体系不同。比如民商事领域,就调查取证的相关规定,内地与香港在证据形式、调解程式合法性审查标准、主体资格认定等方面不同。而贸易和金融纠纷往往涉及到跨境主体,取证方面难度大。总体上不同法律体系间的协调挑战极大。
因而当下急需探索国际调解制度创新。这涉及到国家司法体系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职能划分,可以参考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实践进行:即找一个独特的实验区进行实践,先启动前期试点,在试验过程一边发现问题一边梳理归类,使香港的国际调解方案适用于中国内地司法体系。
作者王妮娜博士(传播学),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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