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徐安龙、刘宇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十五五”规划核心引擎，香港如何在生物医药领域率先突破，已成国家战略必答题。当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在传统板块中寻找新突破口时，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已在生物医药领域全面爆发。若以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来衡量，全球制药业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更是一个足以决定未来大国科技博弈胜负的战略高地。

根据最新权威市场数据，剔除COVID-19疫苗的影响后，2025年全球制药市场的规模已攀升至惊人的1.6万亿美元，并预计以5%至8%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持续增长，于2029年达到约2.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面对这一波波澜壮阔的医药产业浪潮，北美固然凭借近半壁江山的市占率暂时领跑，但真正的增长引擎却已悄然东移，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市场，正为全球贡献逾1,400亿美元的增量。在这场东升西降、创新与资本深度交融的世纪大变局中，香港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与科研重镇，正站在“破局”还是“边缘化”的十字路口。

全球市场板块位移：
肿瘤药与创新驱动的黄金时代

要看懂香港的机遇，首先必须拆解全球药业的底层增长逻辑。当前的医药市场，已不再是传统化学仿制药的天下，而是由高价值的创新疗法主导。以占比最重的肿瘤学和免疫学为例，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肿瘤药销售额高达2,520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将翻升至4,410亿美元。此外，以GLP-1为代表的糖尿病与肥胖症药物市场，更呈现出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

与此同时，新药审批的“含金量”也在不断提高。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作为全球医药监管的风向标，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核准了50种和46种新型药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药中近半数被归类为“首创药物”（First-in-class），即全球首次针对某一特定疾病机制的突破性疗法。这批获批药物的预期峰值销售潜力，高达600亿美元。世界经济论坛（WEF）更是指出，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药物发现流程，预计将大幅压缩动辄十年以上的研发周期。创新，已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硬通货。

内地生技强势崛起：
从“仿制者”到“原创者”的蜕变

在这一轮创新浪潮中，中国内地医药产业的转型速度令全球瞩目。2024年，中国本土创新药在整体新药获批中历史性地超过50%，标志着其彻底摆脱依赖仿制药的旧模式。更具指标意义的是，2025年的资本市场表现：内地生物科技公司参与的对外授权（License-out）及相关交易，竟占据了全球生物科技交易总额的32%。

以三生制药（3SBio）与国际巨头辉瑞（Pfizer）签署的癌症药物授权协议为例，该笔交易总值高达60亿美元，创下了内地药企对外授权的新高峰。这说明内地的原创科研实力已获得跨国顶尖药企的实质性背书。在此背景下，内地企业亟需一个具备国际公信力、资金池深厚且能对接全球资源的跳板，而这正是香港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和国家使命。

资本与政策的双引擎：
香港具备生物医药发展的绝对优势

香港拥有亚洲最灵活、最成熟的资本市场，这是推动生物医药发展的最强护城河。回顾2025年，恒生生物科技指数（Hang Seng Biotech Index）全年狂飙64.5%，不仅远超大市表现，更反映出全球资金对在港上市生技企业的强烈信心。由AI驱动的新药研发公司Insilico Medicine成功在港交所完成高达22.8亿港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成为年度最大规模的生科新股，这无疑向全球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香港具备承载并孕育顶尖前沿医疗科技企业的能力。同年，港交所接获多达73家中国生技与医疗科技企业的上市申请，创下历史纪录。

在政策层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创科的决心同样不容忽视。历年来，特区政府在创新科技领域的累计投入已超过1500亿港元。其中，旨在汇聚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获注资逾100亿港元，深度参与“嫦娥八号”等国家级重大科研任务，成果斐然。此外，在最新的《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中，特区政府更破格预留10亿港元，专项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这一前瞻性布局，为极度依赖大数据与AI算力的现代生物医药研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底层技术与资源支撑。

繁华背后的隐忧：
跨越科研转化鸿沟的三重挑战

然而，机遇从来都与挑战并存。香港要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抢占枢纽地位，仍需直面三大结构性瓶颈。

一是地缘政治的波谲云诡。在中美科技脱钩的阴霾下，生物数据安全、临床试验标准及跨境授权交易的合规审查日益严苛。香港作为联通中西的“超级联系人”，如何在确保符合西方严格监管标准的同时，又能顺畅对接内地庞大的数据与市场资源，这无疑考验着监管机构的智慧与定力。

二是顶尖人才的白热化争夺。尽管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百强大学，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在生物信息学、AI药物研发及临床转化等交叉学科领域，人才依然供不应求。面对新加坡、上海等地开出的优厚薪酬与全套落户补贴，香港的科研人才库正面临严峻的流失压力。

三是基础研究向商业化转化的“科研转化鸿沟”（Translational Gap），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香港的大学实验室里从来不缺世界级的论文和专利，但缺乏足够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中试转化平台（Pilot-scale infrastructure）及深谙医疗产业链运作的复合型管理人才。若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学术期刊上，而无法跨越临床试验和商业量产的壁垒，再好的政策和资金投入都将事倍功半。

总括而言，面对2.4万亿美元的庞大未来市场，香港已手握一把好牌：背靠内地原创研发崛起的巨大需求，拥有全球顶尖的融资平台，并具备政府真金白银的政策护航。但要真正成为亚洲生物医药的桥头堡，香港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融资市”，而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打通科研、资本、临床转化与国际监管的一体化闭环生态。

在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资本与技术的流动速度超乎想像。香港必须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完善临床转化基建，破除旧的政策束缚，构建国际接轨的监管体系，拆解地缘政治风险，筑巢引凤。唯有如此，这座城市才能在波澜壮阔的生物医药世纪浪潮中，乘风破浪、领航向前。

作者徐安龙是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中西医结合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作者刘宇是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青年科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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