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近年来，政府处理市区野猪的策略倾向以捕捉及人道处理为主。然而，这种以迅速消除风险为导向的做法，在市民眼中往往不只是一项单纯的“动物管理行动”，更牵动着大众对政府施政作风与权力运用的观感。

日前，黄大仙竹园一带有野猪出没，渔护署到场后以麻醉枪捕捉了八只野猪，随后全数作人道处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牠们在市区活动，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然而，正正是这个“全数处理”的决定，令社会感到强烈的不安。因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野猪有没有潜在风险，而是署方究竟有没有把“死亡”当成最后的手段。

野猪走近民居、学校或行人路，当然会引起忧虑，公众安全绝对不能被轻视。但同样重要的是，公共安全不应被理解为可以无限上纲的理由，去否定所有关于生命价值的考虑。当政府决定以致命方式处理动物时，市民不会只问“有没有风险”，更会问“是否已经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如果这条界线说不清，署方失去的将不只是一次政策上的支持，更是市民对政府用权方式的基本信任。

内地动保呼声日渐高涨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对动物权益的关注，并不是香港独有，而是在内地同样迅速升温。多项研究显示，内地公众对动物福利的关注近年显著上升，不少城市居民不仅同情遭受不人道对待的动物，更明确认为改善动物福利有利食品安全与公共健康。

同一时间，内地社交媒体上多宗虐猫、活体盲盒等事件引发舆论海啸，舆论不单要求惩罚个别施虐者，更开始呼吁完善立法、建立更清晰的动物保护制度。专家亦指出，近年中国围绕动物权益与福利的讨论在政治与学术层面明显增加，动物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社会对“不能任意虐待、随意扑杀”的共识正在形成。

香港没有借口走回头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本身已有相当稳定的法例制度、行政资源和公共政策讨论平台，社会上对动物福利也早有长期倡议；理论上，我们本应在制度方面有能力走得比内地更前、更细致。也正因如此，很多市民对现行处理野猪出没市区的政策感到强烈失望——不是因为他们“太心软”，而是因为在看见内地舆论都日渐重视动物生命的同时，香港竟然在“如何对待无声生命”这一题上，选择了一条更粗糙、更欠缺透明度的路。

换言之，当内地城市居民都开始期待更完善的动物保护制度时，香港若仍以官僚式效率去回应动物与人之间的冲突，不仅会失去在动物福利领域的道德优势，更会让市民质疑，香港是否正在放弃一个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价值领域。

别让官僚效率凌驾生命

自2021年底渔护署政策转向后，只要野猪在市区出没或被认为具潜在危险，便倾向进行捕捉及人道处理。这种做法在行政上固然快捷，却暴露出僵化的官僚主义。当部门为了省却漫长的评估而采取“一刀切”的扑杀，渔护署的官僚主义便注定无法回应市民的诉求。市民期望的是对生命的审慎对待与具体解释，官僚系统给出的却是冰冷的效率与概括性的官方说辞。

竹园个案之所以引起反感，正是因为市民看到的只是整批处理，却看不见背后的个别说明。哪一只曾具攻击性？哪一只只是跟随母猪活动的幼猪？有没有经过独立评估？是否曾认真考虑其他非致命方案？当这些资讯付之阙如，市民自然会觉得，政策不是在处理具体危险，而是在用最省事的方法解决麻烦。

动摇程序公义自然崩塌

这种观感，可以用程序公义理论来理解。程序公义理论指出，公众是否接受权力机关，不只取决于结果是否有效，更取决于过程是否公平、是否一致，以及权力是否被克制地使用。就算政府的目标是减少滋扰，只要市民看不见清晰标准、看不见个别评估、看不见替代方案曾被认真考虑，他们就不会轻易把这种行动视为负责任的治理。

一旦程序不被信任，政策的正当性自然会跟着流失。对政府而言，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市民未必懂野生动物管理，但人人都懂得判断一件事是否“做得太尽”。当一个政府面对风险，总是先展示强力介入，却较少展示克制、分级和解释，市民最后形成的印象，就不会是政府专业，而是政府习惯用最直接的方法处理最复杂的问题。

动物福利涉及公共道德

在当代社会，动物福利早已是公共道德的一部分。市民看见政府夺取生命时，心里被触动的，是一个最原始的道德判断，就是政府有没有先尽力避免死亡？

参考国际经验，新加坡处理野猪冲突时，采取的是整体管理——打击非法喂饲、改造栖息地、移除食物来源，只有在住宅区出现确切安全风险时才作捕捉；巴塞隆拿则致力于封锁垃圾桶与清理藏身处，成功令冲突大幅下降。这些城市未必完全排除致命手段，但至少向公众展示了清晰的次序：先减少诱因，再设防线，最后才作针对性介入。死亡，从来不是动物进入城市后自动的结局。

所以，香港今日真正面对的，早已不只是单纯的野猪问题，而是更深层的管治问题。市民能理解风险管理，是不能接受生命被如此粗略地纳入官僚处置的流水线中。

警惕用权才能修补互信

如果政府真的想修补观感，重点就不应只是反复强调公共安全，而是必须放下身段多听民意，正面回应市民对“权力边界”与动物福利的诉求。政府应公开更细致的分级准则：什么情况下驱赶？什么情况下捕捉？什么情况下才人道处理？并积极证明致命手段确实是“最后手段”，而非“最常用手段”。同时，用数据向市民交代禁喂执法与垃圾管理的成效，让人们看到政策是在“治理成因”，而不只是“处理后果”。

更重要的是，决策者必须时刻警惕，切勿为了让自己行政方便，而凌驾于尊重生命、程序公义等其他重要的社会价值观之上。说到底，扑杀野猪之所以会重创署方形象，反映当生命与行政便利发生冲突时，政府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如果答案总是效率优先、程序从简，那么被削弱的就不只是动物的生存机会，更是市民对政府愿意自我克制、尊重程序的信心。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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