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嘉华

3月17日，黄大仙竹园北邨的斜坡上，一家八口野猪在面包的引诱下走向生命终点。六只幼小野猪与牠们的父母，原本只是平常活动，却在人类的刻意引导下，迎来了集体死亡。这一幕令人心痛，更令人深思：当我们用食物换取信任，再用这份信任夺取生命，所谓的“人道毁灭”，究竟是“人道”，还是“毁灭”？

问题一：“人道毁灭”——是手段的命名，还是良心的安抚？

渔护署将行动称为“人道处理”，也即大家所理解的“人道毁灭”。然而，什么是“人道”？是让动物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还是让牠们在信任人类的瞬间被背叛？当工作人员以面包为饵，将野猪一家引诱至斜坡，再发射麻醉枪制服，最后进行“人道毁灭”——这过程中所展现的，究竟是对生命的尊重，还是对生命的操控？

如果“人道”只是死亡方式的无痛，而非对生命尊严的考量，那么这个词汇便成了一种技术性的修辞，而非道德上的承诺。真正的人道，不应始于杀害的瞬间，而应始于我们如何定义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以及我们愿意为共存付出多少努力。

问题二：“诱捕”——当执法需要欺骗，底线在哪里？

这次事件中最令人不安的，并非杀害本身，而是杀害前的那场诱捕。野猪并没有主动攻击人类，牠们只是在平静活动，却被刻意引导至预设的陷阱。这种以欺骗为手段的执法方式，将动物视为需要被“解决”的对象，而非值得被对待的生命。

当我们接受以诱捕作为合法手段，我们实际上是在接受一个逻辑：只要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不择。这条底线一旦退让，未来还有多少“问题动物”会在这套逻辑下被处理？更深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靠欺骗来执行的政策，本身是否已经偏离了正当性？

问题三：“安全”——谁的安全？以什么为代价？

诚然，香港曾经发生野猪袭击市民的事件，包括有人被咬伤送院。市民的安全，是政府必须守护的底线。但问题在于：安全是否只能透过消灭“问题源头”来达成？当我们将野猪视为威胁，是否同时也放弃了其他可能性？

目前，渔护署对市区出没的野猪主要采取“捕捉及人道处理”政策，取代了以往“捕捉、避孕／绝育、放回”计划。署方认为野猪滋扰问题逐步得到改善。然而，所谓“改善”是以什么为标准？如果“改善”指的是野猪数量的下降，那么扑杀无疑是最直接的手段。但如果“改善”指的是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那么单纯的扑杀便显得短视。真正的安全，不应建立在消灭所有潜在威胁之上，而应建立在理解、预防与共存的机制之中。

问题四：“共存”——我们准备好付出了吗？

野猪进入市区，根源在于城市发展不断蚕食牠们的栖息地，加上部分市民喂饲，改变了牠们的觅食习惯。牠们并非主动挑衅人类，而是在人类主导的世界中寻找生存空间。当牠们的生存与人类的安全产生冲突，责任不应只落在动物身上。

加强公众教育、妥善管理垃圾、建立预警机制、推动科学化的族群控制——这些都是比诱捕后扑杀更费时费力的选项。它们代表着一种态度：我们愿意为共存付出成本，而非将所有问题简化为“清除”。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与自然共存的意识，让市民了解如何应对野生动物，是减少冲突的根本之道。这需要时间、资源和耐心，却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担当。

最后的问题：一座城市的良心，藏在怎样的答案里？

一家八口野猪的遭遇，不应只是短暂的新闻热点，更应成为城市治理反思的契机。文明的尺度，恰恰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生命。

当面包成为诱饵，当信任换来背叛，当“人道”成为“杀害”的修辞，我们必须追问：这座城市，究竟要成为怎样的所在？是效率至上、以清除为手段的机器，还是愿意为共存付出努力、对生命怀有敬畏的家园？答案不在政策文件里，而在每一次斜坡上的选择中。

作者陈嘉华是香港餐饮行业协会会长，香港内地餐饮业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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