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尚懿

近年香港职青至中年人士自杀情况明显恶化，而现行制度虽然有一定的精神健康与危机介入服务，多以“全人”，“长者”或“青年”作为主轴，较少直接、系统地把“在职人士”视为独立高风险群组。对比之下，南韩在法例与政策层面，已为“在职人士”逐步建立以生命历程为本的自杀防治框架，明确把在职青年至中年人士纳入重点对象，可引以为香港借鉴与推行本地化。

职青和中年是自杀率上升推手

根据2020至2024年香港自杀死亡宗数每年已破千宗，2024年更达1,138宗，创2003年以来新高，意味着疫情后数年自杀问题并未随社会复常而缓和。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估算，2021年自杀率由2020年的12.1升至12.3，2024年则升至14.1，反映疫情前后数年整体趋势呈慢性上升，而并非短暂波动。

近年分析指出2024年自杀率上升的主要推手其实是“职青至中年男性”，港大团队指出25–39岁男性的自杀率，在一年内由每十万人17.9人升至23人；港大与防止自杀服务机构在2025年世界防止自杀日发布数据时指出，25–39岁年轻男性致电求助者达4,280人，较去年上升66.1%。当中约34.6%牵涉精神健康困扰，超过20%与工作压力相关，约12%直接与财务问题有关。2024年自杀个案中，大约三分之一涉失业人士，约28%为蓝领工人，数据显示就业及经济处境是中壮年自杀的重要背景。

若从年龄来看，政府过去较具系统性的自杀预防计划，多与学生及长者相关。例如，教育局在学生自杀高峰后成立“防止学童自杀委员会”，提出强化学校支援与家校合作等建议；长者方面，卫生署与赛马会推行“赛马会乐龄同行计划”，在地区长者中心及精神健康中心间建立协作模式，针对长者抑郁与自杀风险作早期识别与介入。这些工作虽然重要，但亦突显出一个落差，就是职青至中年人士多透过一般精神科、ICCMW、家庭服务及就业服务“分流”接触系统，而非由一套以其生命阶段与风险特征为本的策略主导。

南韩针对生命历程应对自杀问题

对比之下，南韩把“工作年龄层”纳入自杀防治蓝图。2011年通过的《预防自杀及营造尊重生命文化法》明确指出，自杀是可以预防的社会问题，要求保健福祉部长每五年制订一次“自杀预防基本计划”，并授权中央及地方政府设立自杀预防中心、推行守门人训练与热线服务，形成全国性架构。近年的政策回顾显示，南韩已训练约百万名守门人，营运全国热线，并建立资料系统，以持续监察不同年龄与社会群组的风险变化。2023年的修法及政策文件更进一步，以“生命历程”为基础，将20–34岁青年及职青列为优先对象之一，并提出按青年、中年、长者三大年龄组别设计差异化介入策略。

韩国的标准化守门人计划“SuicideCARE”最初是一套各年龄层通用课程，其后重新修订为针对不同年龄组别的版本，目的在于培养能理解各阶段特性和风险的“生命守门人”。这表示，不同年龄层的课程会用不同的情境、警号和对话策略，例如对中年人的课程会加入失业、事业停滞、家庭压力等案例。除此之外，韩国还有其他按生命历程切分的自杀预防教育，逐步形成一个“多阶段、多族群”的培训生态，透过分龄内容，让受训者更懂得如何与不同年龄和处境的人对话、识别风险和协助求助。​

在社区精神健康福利中心中，近年的服务改革同样把“生命历程”作为必备项目之一。为不同生命阶段（儿童、青少年、成人、中年与长者）及高危群组及早筛查精神健康风险，及时转介医疗或专业支援。每个中心都要预留人手处理“全生命历程精神健康管理”及“生命历程教育”，例如线上自我评估、外展咨询车、以及按地区特色制定的生命历程教育与推广活动。这意味着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不再只聚焦严重精神病个案，而是视“一生不同阶段的精神健康风险管理”为核心任务，当中包括针对职青、中年人的早期识别、压力管理与自杀风险防控。​

香港应引入“自杀预防基本计划”

若把南韩的框架套用或本地化至香港，可分为几个具体方向。首先，在法律与策略层面，香港虽然已有跨专业精神健康协作政策与自杀防治措施，但仍欠缺一份具法定地位、明确订下分龄目标的“自杀预防策略”或专门法。参考南韩《自杀预防法》，香港可以考虑在现有政策架构上，引入一份有清晰时限（例如每五年一次）、由政府统筹的“自杀预防基本计划”，当中明文列出20–59岁工作年龄人士为重点群组，尤其是数据显示风险急升的25–49岁男性，并订立可量度的减少目标及评估机制。这能把目前分散在精神健康、教育、长者及就业政策内的措施，纳入一个具体蓝图，有助资源优先排序与跨局协调。

在地区及城市层面，韩国地方政府可以透过条例明确责任，整合市民政、社福、医疗及劳工部门，建立针对不同年龄与社会群组的公共安全网。香港虽然没有同样的市政府结构，但可以考虑在地区层级，让地区康健中心、ICCMW、社区伙伴及地区关爱队等共同拟定“地区防自杀计划”，针对本区自杀数据中较高风险的群组，例如工业区内的蓝领中年男性、失业率较高屋邨的家庭、或高压白领聚集的商业区等，制定针对性的外展与宣传策略。

现时本地在学校层面的学生守门人及教师培训已有初步经验，例如S.H.I.E.L.D.S.计划，但在职场及社区成年人层面，系统性的守门人培育仍然不足。参照南韩经验，香港可考虑为雇主、人力资源主管、工会干事、专业团体及地区领袖设计标准化的“职场与社区守门人课程”，内容包括辨识危险讯号、与高风险同事或街坊展开对话、掌握转介资源（如ICCMW、危机热线）等，并透过专业学会及行业公会推行持续教育学分制度，鼓励中高层管理人员参与，这样便能把自杀预防触角延伸到较少主动求助的中年男性与白领阶层。

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

在“经济压力—失业—自杀”这条路径上，南韩的研究与政策提示香港必须更紧密地连结精神健康及劳工／社会保障体系。现时香港的数据清楚显示，2024年自杀死亡者中约三分之一为失业人士，而中年男性自杀率上升与经济不景、就业前景不佳关系密切。参考南韩把失业与就业支援纳入自杀预防基本计划的做法，香港可以考虑在劳工处、雇员再培训局及综援制度内加入系统性精神健康及自杀风险筛查，对长期失业或多次求职失败的中年求职者提供主动心理支援及就业辅导，并与ICCMW及医管局社区精神科服务建立快速转介。

总结而言，香港的自杀问题已从长者与青少年扩展至职青与中年人士，尤其是面临经济与就业压力的一群。现有政策和服务提供了一定的保护网，但在法律框架、分龄策略、职场与失业支援、守门人训练及数据透明度等方面，仍有明显空隙。参与南韩的经验可为香港提供了清晰的参考方向，若能在现有精神健康与社会政策基础上，逐步引入这些元素，香港在应对职青至中年人的自杀问题上，将有机会由“被动应对个案”走向“主动、结构性预防”。

作者陈尚懿是自发学生组织“同行鸟”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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