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冠麟

适龄人口持续下跌，学校面临生存危机。舆论习惯将杀校简单归因于“适龄人口下降”，仿佛这是一场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然而，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审视，却见当中或涉将“屠刀政策”选择性包装成无可奈何、客观必然的情况。“谁被杀”的逻辑，或者“让谁生存”的背后逻辑，真的如此不可逆转？

开班线是汰弱留强的治理技艺

笔者第一忧思，是政府是否将普及教育视为应与市场紧密挂勾的服务？教育局去年公布中小学未来规划方案，包括调整中学一年级开班线，由25人逐步增至29人。当局提高中学开班线，表面上是在“优化资源”，实质上是在重塑整个教育场域的游戏规则，在结构上产生“汰弱留强”的结果。这种结构性制约，迫使学校必须按照市场逻辑竞争生存，而这正正符合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若要理解教育局如何在杀校政策中建构出“汰弱留强”的场域，我们可以借助Giddens的理论来拆解当中的“规则”与“资源配置”。Giddens指出，“结构”并非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实体，而是由行动者在日常实践中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系统。换言之，政府作为教育场域中最具权力的行动者，其政策选择并非被动回应人口变化，而是透过制度设计，持续塑造学校的生存条件与竞争逻辑。

以“开班线”为例，教育局逐步将中一开班人数由25人上调至29人，表面上是基于“资源运用效率”的技术性调整，实质上却是在重构学校生存的结构性门槛。这一数字并非自然法则，而是政府设下的规则。当开班线被提高，收生不足的学校便自动跌入“不达标”的类别，面临缩班、合并甚至杀校的命运。政府在过程中无需逐一点名，便能透过这套数字规则，将“谁该被淘汰”的决定隐藏在客观数据背后，形成一种治理技艺。

名校累积文化资本变得更强

较早前笔者评论一名假校长时，曾经引用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资本的形式》，本文再次用之。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指知识类型、技能、教育乃至任何可让个人在社会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优势。将上述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结合对读，即可见到在香港教育结构化的过程中，有些学校因为综合因素，无力为学生积累“文化资本”，在结构化情况下被迫面对淘汰。长洲官立中学于上学年获核准开办两班中一，本学年则仅获准开一班，即为显例。

更具结构性影响的是，这套规则并非中立地适用于所有学校。学校的生存能力并非仅取决于当下的办学表现，更深受其历史累积的“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影响。相对而言，“名校”凭借历史传统、校友网络、家长阶层等积累的“文化资本”，即使在收生下跌的大环境中，仍能凭借其品牌效应吸引优质生源，形成“强者愈强”的良性循环。相反，服务基层社区的学校，尽管教学用心，却因为缺乏这类文化资本，在开班线的规则下首当其冲。新近再度被热议的鲜鱼行学校，在照顾学生上不遗余力，教学用心，但亦是为制度所边缘，自陷于结构底层，再次面对横在颈上的斩杀线。

尽管香港实施普及教育，但学童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仍影响教育结果。学生家长如能控制因子，比如提供额外优质教育资源、课外辅导机会等差异，即使在同一所学校当中，基层学生仍然要极度努力，才能“被看见”，达到突破“无形天花板”的效果。在更广的层面，基层学校多收基层生源，也让基层学校在结构化的过程中，自陷于无形天花板之下。

别让市场逻辑取代教育公平

当负责教育的决策局认为，少子化是社会不可逆的自然生态，单纯让数据代表自己调整“斩杀线”，等于坐视这种结构化问题在学界蔓延。其实，Giddens作为结构化理论的提倡者，正正提醒我们“结构”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行动者（包括政府）有能力反思并改变规则。

Giddens的理论也在提醒我们：结构虽然具有约束性，但并非不可改变。政府在这里并非被动的旁观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与资源的分配者。当教育局选择以“人口结构不可逆”为由，拒绝调整开班线、拒绝为基层学校设立保底机制，实质上就是在积极地再生产一个有利于“强者”的场域。这种“不干预”本身，让“市场逻辑”取代“教育公平”，成为决定学校存亡的终极标准。如果政府选择被动，能救而不救，甚至助长“赢家通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具有结构性后果的选择。

因此，所谓的“汰弱留强”，并非自然演化出来的结果，而是政府透过开班线、资源分配、评核机制等政策工具，在制度层面上系统性地建构出来的结构现实。要打破这种结构，政府必须承认自身作为结构化行动者的角色，主动改变游戏规则，而非将责任推给“少子化”现象。

香港未来的学位规划存在变数。长此下去，可以预见未来需要接受普及教育的长洲学童、东区学童，只能出城到其他地区就学。此非危言耸听，以前村校式微，今日即使被以前视为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基层学校，亦将步此后尘。笔者展望，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新界西北如元朗区人口将会增加，这并非因为出生率上升或新移民涌入所致，而是既有的人口流动结果。这亦意味其他地区的人口将会减少，形成此消彼长关系，令18区人口分布改变。当局须密切追踪这一变化，合理规划。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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