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萧景威

近年香港社福界对“社会影响量度”（impact measurement）趋之若鹜，已是不争事实。由基金申请、周年报告，到各类社会创新及社企奖项，“社会影响力”几乎成为机构无可回避的语言。在不少资助与评审情境中，资助安排及后续资助，以至机构声誉的重要依据。重视成效、讲求问责，本属合理；问题在于，当这些指标被过度倚重，评估实践便容易由管理工具转化为展示工具，甚至演变为以数字包装价值的竞逐机制。

这种转向的后果，不仅是行政负担加重，亦可能逐步影响服务系统的行为逻辑。当机构投放愈多资源于证明项目“有效”，往往会压缩原有用于反思执行偏差、修正介入策略及理解服务限制的空间。久而久之，评估的功能，在某些情境下逐渐由学习转向交代；不再主要为改善实践，而是为满足审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以学习为核心的功能，反而最容易被边缘化。

必须指出，社会干预并非可预先保证结果的交易。无论是青年发展、家庭支援、精神健康，还是地区工作，项目设计本质上均建基于一系列因果假设：若采取某种介入方式，受众将出现若干可观察的改变。然而，这些假设能否成立，必须在复杂且多变的现实处境中接受检验。严格而言，“社会影响量度”主要处理的是改变是否出现及其幅度；而“成效审视”（evaluation），则更进一步关乎这些改变是否源于介入、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以及当中涉及甚么机制。评估的本义，不在于为既定成功背书，而在于检验设计是否合理，并为后续调整提供依据。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不少机构面对的困境并不难理解。当部分资助方要求项目在初期便承诺具体产出与预设成效，并以此作为主要判准时，机构自然倾向将重点放在“如何达标”，而非“如何理解问题”。一旦生存压力与绩效指标直接挂钩，报喜不报忧、选取有利数据、放大成功案例，便更可能成为制度诱因下可以理解的行为反应。在此情境下，成效审视逐步失去作为学习机制的角色。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制度设计在某些情况下亦可能影响资源配置。当机构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展示成果，便更有诱因服务较容易产生可量化转变的人群，而对于情况较复杂、需长时间介入的对象，较难成为主流成效呈现的一部分。结果，原本应有助资源更有效流向需要之处的评估制度，反而可能削弱其应有功能。

这亦反映出当前部分资助实践中一个较少被正视的问题：将社会服务视为可按规格采购的产品。拨款时列明产量、指标与时间表，固然有其管理需要；但若将之僵化为不可偏离的契约，便忽略了社会问题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正因事前无法完全掌握哪些方法有效、对谁有效、在何种条件下有效，评估才显得必要。若连“未如预期”亦难以被视为合理知识的一部分，评估便难以转化为学习，制度亦难以自我修正。

因此，与其单纯强调社会影响量度，社福界或更需要重建一套以学习为导向的实务框架。若以更贴近实务的语言表述，可理解为“进度监测、成效审视及经验学习”（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learning）。当中，进度监测（monitoring）在于及早辨识执行落差与现场变化；成效审视不仅涉及对结果的检视，更关乎理解介入与改变之间的关系及其成立条件；而经验学习（learning），则在于将所得发现转化为策略修订、服务重整与资源再配置的能力。三者缺一不可，而若缺少“学习”，其余两者亦难以发挥长远价值。

近年如社会投资回报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工具备受关注，亦体现出一种以“社会效益评估”为导向的思路。在部分应用情境中，出现过度依赖将社会价值折算为单一指标的倾向。这类工具并非毫无价值，但其适用范围与限制本应被审慎理解。否则，一旦被视为凌驾其他判准的客观标尺，便容易将原本复杂、多层次且具情境性的服务价值，过早简化为可供比较与排序的指标，进一步压缩学习与反思的空间。

对资助者而言，真正重视成效，或许不在于要求更精密的报表，而在于容许项目于推行期间因应证据作出修正，甚至接受部分假设被证伪。对机构而言，真正的问责，也不应止于展示成功，而包括如实交代哪些方法效果有限、哪些设计需要重估。只有当制度容许失败成为知识的一部分，评估才不致沦为装饰性的管理语言，学习亦才有可能发生。

香港社福界当然需要评估，也需要数据；但若评估最终只服务于数字与达标，而无助于理解与修正，所累积的未必是更高质素的社会介入，而可能逐渐演变为以成果呈现为主的叙事框架。当学习持续被边缘化，评估制度本身亦难以支撑长远的公共价值。

作者萧景威是The Social Investment Consultancy (TSIC) 大中华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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