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冯广荣

2026年3月，印度最高法院作出一项看似迟来、却极具象征意义的裁决：容许一名已陷入持续植物人状态超过12年的男子，撤除临床辅助营养及其他维生治疗，并在缓和医疗照顾下自然死亡。这宗案件，被视为印度首宗真正被实际执行的被动安乐死。事件本身并不戏剧化，却精准地触及一个长期被社会回避的伦理核心：有时候，最令人承受不了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被长期缺席，却又无限期地延后。

被科技“困”住的生命

当事人Harish Rana于2013年因意外造成严重脑部损伤，自此陷入永久植物人状态。12、13年间，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互动能力，医学专业亦一致判定病况不可逆转。他并非依赖呼吸机存活，却需要透过胃造口接受“临床辅助营养及补水”才能勉力维持生理机能。

也正因如此，这宗案件在伦理上格外棘手：他不是濒死病人，而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被医疗延续多年的人。问题不再只是“还能不能救命”，而是——是否仍有必要继续动用医疗技术，去支撑一段已不再发生任何人生经验的存在。

“安乐死”并不只有一种

在华文社会中，“安乐死”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而高度危险的概念，仿佛只要与“让人死亡”相关，其性质便完全相同。但在医疗伦理与法律讨论中，这个词其实涵盖了必须清楚区分的情况。

第一，是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指医护人员出于直接终结生命的目的，主动施用致命药物或措施。这类行为在多数司法管辖区仍属违法，也是争议最大的形式。第二，是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并非“做了什么导致死亡”，而是停止或不再提供某些维生医疗措施，让死亡依循原本病程自然出现，例如撤除呼吸机、停止洗肾，某些情况下也包括临床辅助营养与补水。第三，是撤除无效或徒然治疗（withdrawal of futile treatment）。从伦理精准度而言，这个说法往往更贴近实况。

焦点并不在死亡，而在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某项医疗介入，是否仍能为病人带来任何与其人生相关、具意义的利益？当治疗只能延长生理运作，却无法恢复意识、感受，或通往任何可能的生活状态，医疗是否仍然合理，便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撤除治疗不等于放弃照顾。停止维生医疗的同时，医疗责任反而转向缓和医疗——减痛、舒适、陪伴与尊严，从未因此消失。

父母真正要的是停止等待

Harish Rana的父母，十多年来持续照顾一名不会醒来的儿子。这不是短期危机，而是一段没有清楚终点的照顾长跑。被动安乐死的请求，并非源于对死亡的渴望，而是一个更沉重、也更常被低估的需要：结束一段没有事件、不会推进的人生时间。在这类个案中，医疗不只是延长病人的生理存在，也同时延长了家人的等待、消耗与内疚。延命，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选项。

Harish Rana 并未留下任何生前意愿或预设照顾计划。在完全失去自主能力的情况下，决定权最终落在父母、医疗专业与法院之间，形成所谓的“替代判断”。这不是完美的制度，却反映了一个残酷现实：在许多社会里，“不谈死亡”仍是主流选择。于是，最困难的决定，往往只会在最疲累、最悲伤的时刻，交由家人与制度仓促承担。

让死亡不再被无限期延期

这宗印度案件的重要性，不在于鼓吹任何选择，而在于它迫使社会正视一个艰难命题：当医疗已无法再带人回到任何可能的生活状态，它是否仍有责任，无限期地对抗死亡？

又或者，医疗同样需要承认：有些时候，真正需要停止的，不是生命，而是医疗对时间的强行挽留。有时，尊严不是再多撑一天，而是允许一段早已停止发生的生命经验，完整而不再被拖延地完成。

作者冯广荣是东华学院人文学院高级讲师，美国死亡教育及辅导学会认可死亡学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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