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澧手记｜黄仲澧

传统的城市规划多以技术理性主导，由上而下制定蓝图。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则强调以地区居民为核心，透过双向参与，回应真实生活需求。

深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师Paul Davidoff于1960年代提出的“倡议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正正挑战单一权力结构，主张规划师应主动为不同社群、尤其是弱势一方发声，协助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平等的表达与谈判。其后发展出的“实证为本倡议”（Evidence-based Advocacy）和Smart Advocacy 准则（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alistic, Time-bound，即明确、可衡量、可实现、切实可行、有时间限制）等操作理论，则以更简短且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方案作为基础，展开讨论。

这种规划模式以专业分析，寻求公平与共识，找出既切合国家大局、又能解决地方问题的方案。我认为，在香港高密度发展与复杂社经背景下，面对不同团体、族群的多元利益结构，“倡议性”规划更应成为社区规划的新常态工具，并更广泛应用于不同项目，才能真正满足各界别需求，促进社会融合。

以我近日准备参加香港规划师学会周年大奖的“跳动·打鼓岭”规划研究项目为例，我与团队走进乡事委员会，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员办公室，并与当区居民及既得利益者展开直接对话。初期，居民对规划项目充满疑惑，担心影响日常生活、改变原有社区网络，甚至觉得部分方案看似偏袒某些持份者。面对这些情绪，我们没有回避，而是透过长时间解说及互动沟通，逐步拆解误解。每一次聆听、每一次修订方案，都在累积彼此理解。

得奖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规划研究获得居民支持。我们亦系统地整理地区意见，转化为具体政策建议，持续与立法会及政策局交流，如实反映地区需求。这个“官民从疑虑到共识”的艰辛过程中让我深刻体会：建立信任，是社区规划中最艰巨却最关键的一环。作为一个本地香港规划师，见证一步一脚印所建构的信心，比任何图则更珍贵。

政府作为当权者，拥有资源与经验，近年已明显主动走出办公室，恒常落区聆听真实地区需求。凭借长期累积的规划经验，政府有能力分析不同方案对当区的潜在影响，包括环境、交通、社会结构等。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大众普遍认同的成效追踪与监测机制，定期检视各方案的利弊，并透过微小而精准的改善策略——例如优化公共空间、调整步行路线、增设社区设施、妥善处理厌恶设施的选址过程，以及创新的文娱设施等等——大幅提升居民生活质素，让专业更贴地，社区规划才能真正从口号走向实践。更重要的是，营运资金的来源，是从民间所得，而非政府资助，让这个项目更具象征意义。

以“实证为本”的倡议性社区规划不应只是个别项目的实验，从众多的细节来看，已看得出这逐渐演变成一种香港城市规划的新现象。从以往只专注于互动沟通、资讯互通、“深入浅出”的沟通操作，社区规划更应在有限的资源下，以“实证为本”的倡议性实践中升级，纵观大局与地方民生需求，找出能同时满足大局和小局的平衡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它强调地区需求优先，在经济发展与生活平衡之间寻求最适合的落脚点，寻找出创新的可能性。

透过倡议性规划方法，规划师的身份将变得多元，不再只是权力的执行者，而是多元价值的桥梁。当政府、专业界别、居民与商界共同参与，我们便能规划出既促进繁荣、又守护日常幸福的理想居住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黄仲澧是香港房地产及土地管理学会外部事务主席，打鼓岭乡事委员会顾，香港城市规划师学会会员，香港注册规划师，香港城市设计师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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