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简泽

在香港，乳癌已是女性最常见癌症。2023年录得超过5,500宗新症，较十年前上升约六成。这不只是一组数字的变化，而是一个愈来愈清晰的讯号，乳癌患病风险正在上升，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乳癌从来不是一条单一的路。有人在第一期被发现，五年存活率接近九成；亦有人在第四期确诊，存活率跌至约三成。两者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两件事：有没有及早发现，以及能否用对治疗、对症下药。

公营医疗需求上升
创新治疗资助不足

所谓“病向浅中医”，及早介入至关重要。而在众多患者之中，有一群长期被忽略的人，特别值得被看见——HER2低表达乳癌患者。研究显示，HER2低表达患者占整体乳癌约五至六成，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然而在传统分类下，她们被归入“HER2阴性”，未能受惠于相关标靶治疗。值得肯定的是，政府与医院管理局近年已开始回应乳癌诊断与治疗模式的转变，例如引入乳癌HER2的新分类概念，为更精准的临床判断提供基础。

从临床实践角度而言，现时国际临床指引已明确建议，为HER2低表达患者提供针对性治疗，而不少先进医疗体系亦已将相关疗法纳入医疗保险或公营资助范围，让患者能及早受惠。直到近年，新一代药物出现，证实这一群患者其实可以被更精准地治疗。问题从来不是无药可医，而是病人未被好好分类与对待。这亦反映一个现实，科学已经行前一步，制度却未必跟得上。香港并不是没有创新药物，真正的问题是：有药，但未必用得其所。

香港此刻正面对两大困难。一方面，医疗系统承受愈来愈大的压力，公营医疗需求持续上升，而约85%的癌症患者依赖公立系统。 另一方面，创新治疗的资助仍然不足，与其他地区相比，香港在创新肿瘤药物的资助比例明显落后。于是出现一个熟悉但无奈的局面：有些药物需要等到二线，甚至病情恶化后才可使用；有些则长期停留在“未纳入”的灰色地带。结果往往是，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时机，不但影响病情，亦推高整体医疗成本。到最后“埋单”的，不只是患者，而是整个医疗系统与社会。

扩大筛查和公众教育
引入创新疗法和支付体系

要改变这个局面，关键在于把资源用在更早、更准的地方。首先，应扩大乳癌筛查并加强公众教育，提高认知，而不只是提供服务。特别是45岁以上女性及高危群组，更应主动纳入筛查网络。因为在乳癌面前，早一步，往往意味着少付出沉重代价。

其次，应配合HER2低表达诊断，加快引入创新疗法。当分类已经更精细，治疗就不应再停留在旧框架。针对HER2低表达这一大群患者，加快新疗法的应用与资助，不只是医学进步的体现，更是资源运用的优化。此外，政策亦需要与时并进，让科技真正落地。AI与精准医疗，早已不是未来，而是现在。无论是AI辅助影像诊断、基因图谱分析，还是标靶药物发展，都正在快速推进。当科技可以令诊断更准、治疗更稳，制度就不应让它只停留在少数人手中。

最后，政府亦应积极推动多层次医疗支付体系，同时加快癌症药物在安全网内的审批与纳入流程，让更多患者及早受惠。具体而言，可考虑在现行强积金制度上作出优化，例如设立额外雇主供款（如1%）专门用于医疗储备，让在职人士在面对自费治疗时多一层保障；同时提升可扣税自愿性供款的吸引力，例如上调扣税上限及增加灵活提取安排，让市民在有实际医疗需要时可以动用资金。另一方面，亦应加大对现有医疗安全网的投入，包括向关爱基金注资，并检视现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审查机制，逐步降低门槛，避免患者因资产审查而被排除于治疗之外。当支付系统更具弹性与承担能力，配合更快的新药审批与纳入机制，才能真正让创新治疗由“存在”变成“可及”，减少“有药无钱医”的困局。

乳癌，其实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当风险正在上升，而治疗亦前所未有地精准，我们正站在一个分水岭：一边是继续用旧模式应对不断变化的疾病；另一边，是用数据、科技与政策，把结果重新改写。以病人为本，疗效与耐受并重，不应只是理念，而应该成为制度设计的起点。“早筛查、早诊断、用对药”如果这三步可以做到，很多人的人生，其实可以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作者简泽是说书人，喜欢分享于社区工作遇见过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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