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潘学智

凌晨时分，维港两岸的摩天大厦依然灯火通明。这座城市的经济引擎，向来由无数打工仔以汗水与心力驱动。香港人上班的拼搏精神固然举世闻名，但在光鲜亮丽的玻璃幕墙背后，沉重的工作压力如同无形枷锁，正日积月累地消磨市民的灵魂。近期是求职旺季，不少准备踏出大学校门的Z世代向笔者吐苦水，实习期间经历过职场的高压与急促节奏，令他们陷入深刻的自我怀疑，甚至衍生出强烈的无力感。

数据不会撒谎，这种无力感绝非无病呻吟。安盛的心理健康调查显示，超过三成Z世代自认饱受严重压力困扰，比例远远抛离35至44岁群组的23%，以及45至54岁的18%。然而，此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年轻人抗压能力差”，因为高压的职场文化正反噬各个年龄层，成为跨世代的隐形疫症。早于2022年，工联职安健协会调查显示，高达84.5%受访者时常感到巨大工作压力。同年劳联亦准确识别出，工作乃本港父亲最大的压力来源。

十年未解的职场高压

​每年4月28日为联合国“世界工作安全与健康日”，旨在全球推广职业安全健康文化，预防工作场所的事故和职业病。回顾十年前，大会主题已是“工作压力，共同的挑战”；十年后的今日，焦点依旧落在“健康的心理社会工作环境”。全球花了十年光阴，职场压力的阴霾却挥之不去。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的管治系统，究竟耗费多少心思去重塑这座城市的职场文化？我们必须更认真看待“打工仔”面对的压力，让世界不至于在下个十年之后旧调重弹。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章节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强化重点人群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早期发现与综合干预”。国家卫健委更将政策重心由“精神障碍诊疗”前移至“心理健康促进”，并将2025至2027年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反观香港，管治思维往往受制于各自为政的行政惯性。劳工处侧重实体层面的职安健，医卫局紧盯临床重度精神病患，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的“情绪通”难以在前端主动介入，令政策效益始终无法流向真正濒临崩溃的基层打工仔。

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惯性

​要拆解这枚情绪计时炸弹，政府的施政思维必须从“事后医疗补救”迈向“社区与职场共治”，减轻求助者面对的标签和歧视。《施政报告》承诺于2026年新增六个地区康健中心推行“健康心灵先导计划”，方向正确但稍嫌流于等待市民自主求救。政府应主动拆墙松绑，依托大专院校或工会网络作为前线支援节点。笔者作为教职员，深深明白到大学是不少年轻毕业生最信任的避风港。若服务校友的资源能与政府政策深度对接，提供情绪支援和精神健康问题识别，定能精准拦截初出茅庐学子的情绪危机。

此外，企业管理层的角色不容留白。当局大可在《好雇主约章》引入实质政策诱因，将“员工精神健康支援”列为核心加分项；并带头鼓励企业善用持续进修基金，资助主管修读精神健康急救课程，甚至在常规工时中拨出空间作情绪韧性培训，在职场内部编织出互助网络。

精神健康从来不是单纯的医疗议题，而是关乎香港劳动力可持续性的经济命脉。若管治团队与商界依然对职场高压掉以轻心，任由疲劳蚕食市民身心，这座城市的竞争力终将无以为继。十年人事几番新，香港没有本钱在下一个十年，继续对打工仔的无声呐喊视而不见。

作者潘学智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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