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兆骐

近期本港一出律政剧（编按：讲述少年犯的《正义女神》）备受关注，公众焦点多集中于庭上控辩双方的攻防。然而，当我们习惯将镜头对准被告席上的青少年时，却甚少追问：在他们踏入法庭前，是哪些看不见的手，将他们一步步推向了犯罪边缘？从校园欺凌、虐待动物至令人心碎的弑亲悲剧，若社会只停留于谴责青年的行为，将难以触及问题核心，亦可能掩盖了社会系统责任的缺失。

青少年违法不是个体问题

法庭判词不仅是法律裁决，更往往揭示了青少年违法背后的社会失衡。剧如人生，剧中法官能穿透案情表象，特别指出家庭功能的脆弱、教育系统失调，以及社会支援网络不足等问题。

这些判词对社会各界也是一个警示。青少年违法从来不只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系统性失灵的结果。若大众忽视判词所反映的制度漏洞，那么判刑便只是一次次昂贵的“事后补救”，而非真正的“防治”。我们需要的不是在悲剧后亡羊补牢，而是在裂痕初现时及时介入。

系统长期失衡下的爆发

所谓“偏差行为”往往是长期环境压抑的结果。当青少年透过欺凌或伤害行为来寻求认同和控制感，那不只是单纯的“本性坏”，更是对其所处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扭曲回应。当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与自我价值认可，违法行为或会成为其抒发情绪的极端出口。

大部分青少年犯罪前都早有迹象可寻，这些讯号往往微弱而零碎，可能是长期情绪压抑、对学业与人际关系失去动力，又或对自身价值极度否定。当社会制度未能适时发挥缓冲作用，接住这些偏离正轨的青少年，最终将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

构建全方位的防治体系

预防青少年违法是一项涉及社会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需从以下范畴实践“系统性复原”：

家庭层面：转化管教模式，重建心理安全感，让家庭成为防范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首道屏障。

学校层面：建立多元、非传统的成就评核机制，让青少年在学术成绩以外获得自尊与能力感，减少因自我否定而产生的叛逆心理。

社会层面：强化跨专业协作（包括社福、法律、医疗等），确保更生程序不只是法律监控，而是社会资本的再投入。

谁把青少年推向了犯罪边缘？答案绝非仅在青年个人，而是牵涉到家庭、学校、社区以至整体制度的集体责任。法庭审判虽能为案件画上句号，但社会的反思绝不能因此止步。预防青少年违法是持久的社会考验，我们必须具备共同承担责任的勇气，在青少年堕入边缘前，合力构建稳固的社会保护网。

作者梁兆骐是香港青年协会青年违法防治中心督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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