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为何肺癌病患要等到脑转移才能使用最新药物?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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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麦嘉欣

癌症策略关注组成立于2017年,源于一个简单而迫切的信念:当医学不断进步,制度不应成为病人受惠的最后一道障碍。关注组由医疗专业人员、病人及关心本地医疗政策的市民组成,致力推动以病人为本、以实证为依归的癌症策略,让科研成果能真正转化为临床可及的治疗。

定期检查决定病人选择空间

这并非抽象的政策理念,而是来自我作为肺癌患者的切身经历。于2024年确诊肺癌,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幸运的是,我一直有定期接受身体检查,令病情得以及早发现;同时,保险亦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治疗费用,让我能在关键时刻作出合适的治疗选择。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定期检查,往往决定了病人是否还有选择的空间。

然而,并非每一位市民都如此幸运。现时在香港,超过一半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国际研究早已证实,低剂量电脑扫描(LDCT)可有效降低肺癌死亡率,但香港至今仍未公布一个清晰、可落地的肺癌筛查计划路线图。对病人而言,等待的每一天,都是以生命与生活质素作代价。

与此同时,肺癌治疗本身亦正急速演变。五年前我身边一位50多岁的朋友确诊为ALK阳性肺癌。这类患者多为非吸烟人士,确诊时往往仍在工作、有家庭责任。所幸的是,他得知已有第三代标靶药物,能有效控制病情及脑转移风险。在适切治疗下,他的病情保持稳定,至今仍可重返工作岗位,维持正常生活。

为何要到病情恶化才能受惠

我和其他肺癌病友之间,经常出现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何在其他先进医疗体系,并没有为 ALK 病人预设必须先出现脑转移,才可使用最新一代药物;但在香港,却不知为何硬要划下一条界线,要等病情恶化至出现脑转移后,才容许病人受惠?这并非病人要求“最好、最贵”的治疗,而是一个十分基本的提问——为何要等到病情变得更坏,才可以使用已有实证、原本可用来预防脑转移的药物?

更值得香港社会深思的是,这类第三代标靶药物的关键研究,正正有香港专家参与其中,本地科研实力从不落后于人。然而,在现行制度下,医管局的安全网资助主要集中于已出现脑转移的晚期患者。结果是,大部分尚未出现脑转移、但同样属晚期的患者,只能依赖较旧一代的标靶药物控制病情,错失了以实证证明更有效的一线治疗时机,情况实在不理想。

这种“等病情恶化才介入”的制度设计,与现代精准医疗“前移治疗、及早控制”的方向背道而驰。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药,而是病人能否在合适的时间用到合适的治疗。

藉医疗收费改革检视资源配置

政府今年正推动医疗收费改革,社会正好有空间重新检视公共医疗资源的配置方式。关注组期望,政府及医管局能把握这个契机,让已有充分实证、具成本效益的有效药物纳入资助范围,特别是针对晚期但尚未出现脑转移的患者,避免制度无意中制造不必要的治疗落差。

香港一直强调要发展成为国际医疗枢纽,真正的指标不只是科研论文或国际会议上的名字,而是能否把本地数据、国际研究,转化为病人今日可用的治疗。作为一名肺癌患者,亦作为病人倡议者,我衷心希望:当医学已走在前面,制度能够勇敢追上,让更多病人不再因为制度而错过生机。

作者麦嘉欣癌症策略关注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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