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驼铃之外的海上回响:温州港揭中国文明的海洋基因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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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杨华勇

当谈及“丝绸之路”时,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条驼铃声声的沙漠商道,或是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后的被动反应。然而,温州港的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叙事——中国文明的海洋基因,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深远和主动。

宋元温州——被低估的海洋门户

温州港的故事始于千年前。在宋元时期,这座东海之滨的港口已然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其天然良港条件与背后广阔的产业腹地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龙泉青瓷的温润光泽、温州漆器的精湛工艺、江南丝绸的柔滑质地,从温州港启航,穿越南海,抵达东南亚诸岛,穿越麻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远抵达非洲东岸。

但这远不止是一条贸易航线。这条航线上,佛教僧侣搭乘商船东渡传法,中国的指南针与阿拉伯航海技术相互借鉴,各国商人在港口集市中用混合语言达成交易。温州的朔门古港遗址中出土的丰富文物——来自不同文明的陶瓷碎片、各国钱币、宗教器物——见证了一个多元文明交融的时代。这种跨文明交流的常态化,揭示了中国历史中长期被低估的海洋维度。

海洋基因——中国文明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中原中心的史观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内向的、以农耕文明为主的“陆地帝国”。然而,从温州到泉州,从广州到宁波,中国沿海地区的历史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港口城市不仅是货物集散地,更是文明交汇的熔炉。

海上丝绸之路不应被简化为一条线性的贸易路线,而应理解为一个多层次的文明互动互联网。在这个互联网中,经济交换、技术传播、宗教流动与文化融合交织成一幅复杂图景。中国的对外联系并非历史的例外,而是其文明发展的重要脉络。这种海洋基因,在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制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都有体现,展现了中国文明面对海洋时的开放姿态。

“一带一路”不只是政治工具

今天,“一带一路”倡议常被解读为地缘政治工具或单纯的经济战略。然而,从文明互动的角度观察,这种历史叙事的重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民心相通”作为五大合作重点之一,虽最难量化,却构成了整个合作框架的社会心理基础。

历史在这里发挥着独特功能。当丝绸、瓷器与航海故事被重新讲述时,它们不仅是文化象征,更成为一种“情感基础设施”。这种共用的历史记忆降低了跨文化合作的认知门槛,为当代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心理预期与信任储备。如果基础设施是硬体,贸易协定是软体,那么基于共同历史叙事的文化认同,则是整个系统得以顺畅运行的作业系统。

近年来的丝绸之路跨境申遗合作,正体现了这种历史资源的当代转化。多国联合申报文化遗产,不仅保护了物质遗存,更创造了制度化的合作平台。这些文化遗产走廊与经济走廊在地理上的高度重合并非偶然。通过遗产保护、联合考古、旅游开发与学术交流,各国建立了跨部门、跨领域的协作机制,这种“文化外交”实际上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合作铺设了社会信任的基础互联网。

海上丝绸之路重构海洋空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叙事意义。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展现的和平贸易与文明交流形象,为当代海洋合作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海权竞争的叙事资源。在全球化时代,全球贸易约90%依赖海运,关键海上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关乎各国共同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框架强调的“互联互通”,实质上是对海洋空间理解的一种重构:海洋不再仅仅是权力竞逐的战略疆域,更是各国共用的合作空间。当港口建设、物流枢纽与航运互联网在印度洋、南海与非洲东岸展开时,若配套以人文交流、教育合作与旅游发展,这些“硬体”便获得了“软体”支援,形成了可持续的合作生态。

在南海等敏感海域,将海洋从“冲突前沿”重新定义为“合作前沿”,有助于降低紧张、建立信任。港口合作、联合搜救、海洋科研等低政治领域的合作,可为更高层次的对话积累互信资本。这种海洋叙事的转向,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可成为品牌出海叙事

在宏大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像温州这样的历史港口城市面临着独特的机遇与挑战。温州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80%,拥有深厚的商业传统与全球温商互联网,这是其参与新海丝建设的独特优势。然而,从传统代工制造向品牌创造、从低成本竞争向创新驱动转型,需要全方位的升级。

这里,历史资源可以转化为当代发展资本。朔门古港所承载的海丝记忆,可成为温州品牌出海的叙事资源。一个融合了千年航海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温州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独特的文化辨识度。这种“文化赋能”的产业升级,正是“贸易畅通”与“民心相通”的结合点。

更重要的是,温州的全球商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条“民间丝路”。超过200万温州侨胞分布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商业网络与资讯管道。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若能使这种民间互联网与官方合作机制有效对接,将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合作模式,增强合作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香港与温州的互补共生

香港与温州,两座气质迥异却底层逻辑相通的港口城市,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呈现出有趣的互补性。两者皆以港口立城、以贸易兴市、以开放为本能,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香港的优势在于其成熟的国际化制度、金融体系与专业服务能力;温州的优势则在于其充满韧性的制造业基础、草根创新精神与全球商业网络。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合作的基础:香港可为温州企业提供跨境融资、国际法律、智慧财产权保护等专业服务;温州则可成为香港金融与专业服务的实体经济支点。

这种“金融+制造”、“制度+产能”的组合,不仅服务于两地经济发展,更可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微观实践。在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与温州的产业实体之间建立高效通道,实际上是将国内国际双循环连接起来的具体机制。

文明的活力来自交流互鉴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保护主义擡头、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强调互联互通、文明对话与共用发展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稳定意义。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范式,一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与未来期待的合作逻辑。

当世界面临碎片化风险时,重温丝路历史提醒我们:文明的真正活力始终来自交流互鉴,而非孤立自守。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它是一条完美的和平之路——历史上它也充满竞争与冲突——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建立复杂而持久的互动模式,这种互动在整体上促进了各参与方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系列合作项目的总和,更是一种文明态度的当代表达: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连接,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创造共通,在尊重历史的过程中开拓未来。这或许就是温州这座千年古港带给我们最深的一课——在变动的世界中,那些最持久的连接,往往建立在最深厚的理解之上。

从温州港的潮起潮落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的历史变迁,更是中国文明海洋基因的觉醒与复苏。这种基因的复苏,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为了在千年回响中找到面向未来的智慧——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中,重建连接的能力,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文明品质。

作者杨华勇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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