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 不只是“自制力不足”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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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罗浚轩

香港青少年社群媒体成瘾问题,早已不只是个人习惯的偏差,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结构与公共健康的深层议题。对于一群即将投身前线的准社工而言,这不仅是一项需要关注的趋势,更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专业责任。近年本港及国际研究不断指出,过度或问题性使用社群媒体,正逐步侵蚀青少年的专注力、深度思考能力及心理健康。短影片平台透过无限滚动与演算法推送,持续刺激大脑奖赏系统,令年轻一代习惯即时满足与快速切换,难以承受沉静与延迟回报。当“专注”变得困难,“思考”自然变得肤浅,长远更可能削弱学习能力与自我调节。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使用模式与焦虑、抑郁、睡眠问题,甚至类似 ADHD 的症状呈现明显关联。

成瘾问题不能只归咎于“自制力不足”

作为准社工,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不少个案背后,并非单一心理问题,而是数位环境、家庭因素与个人脆弱性交织的结果。若只将问题归咎于“自制力不足”,既不公平,亦无助解决问题。研究显示学生的社群媒体成瘾问题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社交发展; 系统性回顾将社群媒体与抑郁、焦虑、身体形象问题、互联网霸凌及社会比较连结。美国外科医生总署和美国心理学会(APA)均强调,青春期是大脑奖赏、自控和情绪调节区域发育的关键期,过度使用会增加孤独感(尽管看似“连结”)、被排斥感,并提高自杀意念风险。

然而,影响并非一律负面。显示,许多青少年视平台为中性或有助友谊(30%认为有助连结,少于此比例认为有害)。积极使用包括寻求支持,可提升幸福感。许多研究的效应大小为中小型,显示个人因素(如家长监管、内容类型、主动 vs 被动使用)比纯粹使用时间更重要。高品质互动或教育性使用可带来益处,被动刷片则有害。成瘾与“电子奶嘴”现象,约24%的青少年出现成瘾模式。幼儿期作为“安抚工具”使用,会削弱情绪调节和语言发展,与香港幼稚园校长观察一致。长期而言,这会养成依赖,减弱现实世界的应对能力。网上风险随问题性、过度或成瘾使用而上升,尤其在脆弱发展期。益处存在,但需正确引导。世卫等机构的屏幕时间指引强调品质与共同使用,而非一刀切禁止。

七成青少年轻易绕过禁令

澳大利亚于2024年通过《线上安全修正(社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2025年12月10日生效。这是全球首个全国性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士在主要平台(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YouTube、X等)拥有帐户。平台须采取“合理步骤”进行年龄验证,并移除现有未成年帐户,违规最高罚款5000万澳元。儿童使用者本身无罚则,讯息及游戏App多数豁免。政府已移除约470万个帐户。目的是延迟接触直至大脑自控力较成熟,针对心理健康、成瘾、霸凌和诱拐等风险。民意支持度高(约77%),主要来自家长焦虑。

遵守度与使用数据:2026年3到4月的早期检讨显示成效有限。Molly Rose Foundation对1050名12-15岁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禁令前已有帐户者中,61%仍可至少使用一个受限平台。超过半数仍能登入TikTok、YouTube和Instagram。许多平台对旧帐户“无行动”。芝加哥大学研究调查约750名青少年:只有约四分之一(25%)完全遵守,14-15岁中63.8%在过去一周仍使用禁令平台。绕过方法容易,包括使用父母身份、VPN、脸部遮罩验证或共用装置。70%青少年认为绕过简单。

政府(eSafety Commissioner)报告指出,推出后“未见有意义转移”离开主要平台。互联网霸凌及影像虐待报告亦无明显即时变化。长期评估正追踪4000多名儿童,为期两年。持续使用者中,半数认为禁令未改善线上安全;14%反而感觉更不安全(可能因使用风险更高的绕过方法)。批评者指,禁令未针对平台成瘾设计(演算法等)作出改变,16岁后仍存在。

该禁令的正面成效包括促使平台投资年龄验证技术、移除大量帐户,并借由制造“摩擦”来传达社会关注,或有助于加强家长监督。一些专家视之为累积经验、优化未来做法的契机。但禁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执法漏洞,许多年龄验证依赖自我申报或不完美的AI,加上涉及隐私争议(如生物识别、身份证),使得科技熟练或有资源的青少年容易绕过限制,其他人却可能因此遭受孤立。其次是可能造成意外伤害,例如令青少年减少接触支援网络、资讯或正面社群。此外,这类措施往往象征性多于实质,类似中国、南韩过去游戏限制的失败案例,专家称之为“快速修补”,忽略了平台商业诱因等根源问题。

国际观察者(英国、欧盟等正考虑类似措施)正密切关注。早期数据显示,在高度连结的世界中,纯禁令面临重大实际障碍。

香港强调家庭活动与“智慧使用”更务实

支持禁令/强力规管一方认为,成瘾设计针对青少年多巴胺系统的证据,足以在脆弱发展期提供保护,类似烟酒年龄限制。澳大利亚行动优先公共健康而非科技利润,并激发全球讨论。结合教育与家长工具,年龄门槛可减少暴露风险。反对或审慎一方认为,影响多为相关性且效应大小中等,许多青少年适度使用并无大碍,一刀切禁令忽略益处、个体差异及执法现实。

更好方案包括:平台重新设计(降低成瘾演算法、预设隐私)、学校数位素养教育、家长引导,以及针对高风险者的介入。香港强调家庭活动与“智慧使用”的做法更为务实。研究显示,“品质重于数量”及保护因素(坚强家庭关系、恰当得宜的监管)可缓冲伤害。与家人关系良好的高使用青少年,表现通常较佳。

过度依赖禁令可能产生更高风险

从准社工的角度来看,这类“一刀切”政策忽略了青少年发展的多样性,也低估了他们在数位世界中的适应能力。更重要的是,过度依赖禁令,或会削弱青少年学习自我管理的机会,甚至将他们推向更隐蔽、更高风险的网络空间。相比之下,香港近年推动的三层应急机制及社交情绪学习(SEL),提供了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方向。透过在学校层面培养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及负责任决策能力,让学生具备面对压力与诱惑的内在资源。对准社工而言,这亦意味着角色的转变——由“问题处理者”,走向“能力建构者”。

同时,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保护网。权威型教养(恩威并重)所强调的,是在关爱与规范之间取得平衡,透过沟通、理解与引导,培养孩子的自律与责任感。社工在其中的角色,不只是支援个案,更是促进亲子关系与家庭功能的重要桥梁。面对社群媒体带来的挑战,准社工亦需装备自身。单靠传统辅导技巧,已难以应对数位时代的复杂问题。政府与机构应加强实务培训、提供专业资源,甚至引入国际经验,提升整体心理健康服务的质素与容量。

不做情绪的旁观者

除了加强三层应急机制,作为准社工,亦建议家长多关怀自己子女的情绪;家人亦可以多关注其他家人,小至日常生活,大至职业社交,尝试留意一些行为,见微知著。同时建议在综合家庭社区中心和学校加强教育心理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士,提供全面及综合性的心理服务,务求提升应对不同年龄人群精神健康能力,以照顾学生的不同需要。

为了让一群准社工、实习学生社工或教育心理学及其他心理学相关学科(本科生及研究生)有更好准备,建议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精神健康及青少年心理实务课程,或提供津贴参与更多专业课程。长远而言,应该吸引更多海外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来港,就精神健康及心理健康问题,提供长远意见及完善精神健康及心理健康课程版图。少一点心理问题个案;多一点关心他人,少一点忽略旁观;多主动伸出援手。

正向管教是从“管教”转向“理解”

每位父母都希望能够以最合适的方式培育孩子,但不同家长管教模式可能对孩子的性格、行为及未来发展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心理学家Diana Baumrind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四种父母管教模式”成为了重要理论基础。 有效的家庭教育 (对孩子的管教方式及育儿管教理念)核心在于“恩威并重”(高要求、高接纳),即在温暖与爱的基础上保持坚定的原则。正向教养的核心是尊重孩子情绪、接纳其犯错、培养其自律,避免单纯的责骂。关键理念包括倾听需求、设定合理期望、给予选择与专注于解决问题而非惩罚。核心管教理念与原则恩威并重 (Authoritative): 这是公认最理想的模式,兼顾关怀与明确的行为规范。正向管教是从“管教”转向“理解”。尊重孩子的情绪,在接纳的基础上引导行为,而非单纯压抑或惩罚。父母的行为是孩子模仿的榜样,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自信,在接纳中长大的孩子懂得爱。

权威型(Authoritative Parenting)、专制型(Authoritarian Parenting)、溺爱型(Permissive Parenting)、忽视型(Neglectful Parenting)——根据以上四种父母管教模式影响的分析,权威型家长管教模式被视为最有助于孩子全面成长的方式。要在家庭中实践这种管教模式,家长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1. 建立明确而合理的规范

设定清晰的家庭规矩,并邀请孩子一起讨论,让他们明白目标和背后的原因,从而提高孩子的接受度与配合度,也能帮助小朋友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2. 平衡支持与责任

在提供情感支持和关怀的同时,适时给予孩子适当的责任,例如完成家务或处理学校任务,帮助他们培养独立性和责任感。

3. 重视双向沟通

与孩子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情感需求。避免一味命令或忽视,多主动聆听 (Active Listening),努力建立互相尊重的亲子关系。

按此了解更多主动聆听技巧。 这些家长管教模式能帮助父母更有效地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支持孩子的健康成长。

归根究底,社群媒体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层面的议题,而是一场关于科技、教育、家庭与制度的共同考验。作为准社工,我们既不能袖手旁观,亦不能寄望单一政策解决一切。唯有在保护与赋权之间取得平衡,透过跨界合作与持续介入,才能真正回应这一代青少年的需要。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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