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家杰

林小姐原文（5月10日）以母亲节为引子，援引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情绪劳动”概念，为香港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形付出发声，文字感性，立意温情。然而，任何社会讨论若只呈现单一视角，便难免沦为情绪的共鸣而较少理性的分析。本文无意否定家庭中照顾者的辛劳，但将就原文若干论述提出根本性质疑，并指出其在现实政策、服务生态及管理层面的显要盲点，以期带出更全面的讨论。

“情绪价值”并非家庭中最重要的无形付出

原文核心命题是：女性在家庭中的情绪劳动长期不被看见，因而形成不公。这一论述暗含一个前提——情绪劳动是家庭中最珍贵、最核心的无形付出。然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值得质疑。

家庭的稳定运作依赖多种无形但也具体付出：财务供养的压力、职涯牺牲的代价、对未来风险的持续焦虑。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尤以薪酬支撑家庭生活的丈夫或父亲，他们对家人所承受的沉默的重量，并不亚于管理情绪清单的太太。问题在于：这份重量既无名字，亦无倡议者为其发声。

“情绪价值”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在职场服务业有其特定适用性。但若将其无限延伸至家庭关系，便很容易陷入一种选择性放大的偏差——只看见情绪的付出，却忽略财务的付出、身体劳动的付出、以及默默吞下失败与压力的男性心理负担。事实上，“情绪价值”未必是最重要的家庭付出，它只是近年学术界和媒体最愿意讨论的那一种。

此外，原文把“情绪劳动”定义为几乎完全由女性承担，这本身便是一种过度简化。然而，家庭中的男性同样在进行自身的情绪管理：他们在工作中压抑愤怒与沮丧，回家后强撑笑颜，不让家人察觉自己的疲惫。只是社会规范令男性的情绪压抑更为彻底、更不受关注——这是另一种“隐形”，同样必须被看见。

丈夫与父亲的疲惫也被遗忘

林小姐专栏原文生动描绘了香港妈妈“从不熄机的大脑”，可惜对家庭中男性的心理负荷几乎只字不提。这是论述上的不对称，而是有选择性的同情。

让我们同样具体地描绘一个香港爸爸的日常：不少基层和小中产家庭的爸爸，清晨六点起床赶港铁，在挤逼的车厢中已开始处理工作讯息；上班后面对上司的压力、客户的投诉、部门的政治角力。中午，他收到妻子的讯息——“记得今晚接孩子”——但他同时还有一个下午三点的紧急简报或仍在忙乱服务顾客中，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说这种两难，因为在他成长的环境里，男人不应该说自己“顶唔顺”。

下班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接孩子、陪孩子做功课、承受妻子对他情感回应不足的抱怨——而他心里清楚，每个月的供楼按揭、孩子的学费、也随时包括年迈父母的医疗费，全都压在他肩上。他同样未曾被人问过：“你自己还好吗？”

这不是要比较谁更辛苦，而是要指出：家庭疲惫是双向的、系统性的，并非单一性别的困境。当社会论述长期把男性塑造为“需要被改造的一方”而非“同样承受压力的一方”，只会加深性别之间的相互怪责，而非促成真正的相互理解与分工协作。

更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男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远比女性严重却更少被讨论。根据现有研究，男性求助率显著低于女性（香港心理卫生会“全港抗抑郁指数调查”，2023），男性自杀率亦持续高于女性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23）。若我们真的关心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福祉，那么这个沉默的群体，同样需要政策关注。

一个需要更新的理论透镜

历史与文化脉络的错置

霍克希尔德的《情绪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出版于1983年，研究对象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她的洞见固然深刻，但把一个40年前针对特定美国劳动场景所建构的概念，直接套用于2025年香港家庭的情境，就需要谨慎的学理上的反思。

香港家庭有其独特的文化结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下对长幼秩序的重视、同住或附近住的扩展家庭传统、外佣制度在本地家庭照顾中的独特角色，以及香港女性相对高的劳动市场参与率。这些因素使得香港家庭的情绪劳动分工，与霍克希尔德所描述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存在根本性差异，不能简单类比。

理论框架忽略了男性情绪劳动

霍克希尔德的框架有一个根本性局限：它主要把情绪劳动描述为女性的负担，却忽略了男性在职场与家庭中同样进行的情绪管理。当代社会学家，包括Connell等学者关于阳刚气质（Masculinity）的研究(Connell, 1987 & 1995;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以及Berdahl等人的研究(Berdahl, Cooper, Glick, Livingston & Williams, 2018)都指出：男性被社会规范要求压抑脆弱、展现强悍，这同样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只是方向相反——不是“要微笑”，而是“不能哭”。

更重要的是，近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已逐渐超越霍克希尔德的二元框架。研究者发现，情绪劳动的分配不只取决于性别，还高度受到个体性格、伴侣关系质素、工作性质及组织文化的影响。把所有家庭情绪失衡都归因于父权结构，是一种过度简化，无法解释为何同样身处香港社会，不同家庭之间的情绪分工差异如此之大。

“情绪劳动”概念的过度延伸

近年“情绪劳动”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但其内涵已大幅偏离霍克希尔德原有的严谨学术定义。它被用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到委屈的人际互动，逐渐成为一个万用标签。这种概念的通俗化与过度延伸，反而削弱了它作为分析工具的精确性——当所有令我感到累的事情都被称为“情绪劳动”，这个词便丧失了其特定的解释力。

批评者亦指出，霍克希尔德的情绪劳动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市场概念，预设了劳动与报酬的交换关系。把这个框架引入家庭关系，隐含了把家庭互动商品化的危险——即把照顾、关爱、体贴等行为都折算成应获得补偿的服务，这与家庭关系的本质——情感联系与自愿奉献——存在根本性张力。

政策、服务与管理的现实盲点

原文第五部分提出三项“结构性解绑”的主张：推动共享育儿假或增加侍产假、建立母职精神健康支援网络、以及由商界推展重返职场支援计划。作者以改革者的姿态提出这些建议，语气充满确信。然而，这三项建议均暴露出作者对现有服务生态、企业管理现实及公共政策运作有一定的认知盲点。以下逐一指出。

现有服务生态的盲点

原文呼吁“在地区层面推动专属妈妈的心理咨询补贴、朋辈互助圈”，给读者一个印象：目前香港在这方面几近空白。这是有所失实的说法。

事实上，香港目前已有相当完整的家庭及母职心理支援网络。社会福利署资助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IFSC）遍布全港18区，提供包括个人辅导、家庭治疗及朋辈支援小组在内的多元服务。母婴健康院（MCHC）在产后抑郁症筛查及转介方面已有多年实践。多个非政府组织（如明爱、善导之友、突破机构等）均提供针对妈妈群体的情绪支援计划。此外，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等机构长期提供24小时危机支援。

问题从来不是“没有服务”，而是“服务未被充分使用”。为何如此？原因包括：求助文化的障碍（特别是在传统华人家庭中，寻求心理辅导仍解不开污名化）、服务资讯的流通不足、以及现有服务的等候时间过长。若作者真正了解这个服务生态，其倡议重点应是改善现有服务的可及性与去污名化，而非重新“建立”一个已经存在的体系。

企业管理现实的盲点

原文建议商界“推展重返职场支援计划”，帮助因生育而脱轨的女性重建自信。此议听来合理，但作者显然对企业管理的实际生态认知不足。

香港多家大型雇主，包括各大银行、跨国企业及公共机构，早已设有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me，EAP），涵盖心理咨询、职涯辅导及重返职场支援。部分企业更设有专门针对产后女性员工的弹性复工安排，包括分阶段返回全职工作、工作分拆（Job Sharing）及在家工作安排。香港政府的妇女事务委员会亦长期推动持续进修基金等资助计划，协助脱轨女性进修提升。

更重要的是，当作者呼吁“商界应推展”此类计划时，她似乎没有考虑到两个根本性的企业管理现实：第一，中小型企业（占香港企业总数逾98%）根本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门的资源去设计和推行此类计划；第二，在现行劳工法律框架下，雇主已受到相当的育儿假期规范，要求进一步扩大，必须同时处理中小企的竞争力及成本问题。一个忽略了香港商业生态结构的“商界应该”，只是一种道德宣示，而非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公共政策建议的盲点

原文最具体的政策建议，是倡议政府“大幅增加男士侍产假日数”或推动“共享育儿假”制度。作者将此呈现为破除情绪劳动不平等的根本解决方案。然而，这项建议暴露出对政策设计、执行困难及社会现实有所忽视。

其一，香港男士侍产假已于2023年起增至五天，政府正研究进一步增加，相关讨论并非从零开始。其二，共享育儿假在英国等地推行多年，但实际使用率极低——在英国，只有约3%的合资格父亲实际申请共享育儿假，主因是薪酬替代率不足及职场文化的隐性惩罚。换言之，即使法例通过，父亲未必会使用，母亲仍是主要承担者。这一政策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而作者对此完全没有提及。

其三，亦是最根本的问题：在香港现行的家庭财务现实中，许多家庭若父亲申请长期育儿假，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大幅下跌。对于月薪只有两万多元、需要供楼还债的家庭而言，法定共享育儿假是一项负担得起的选择吗？原文把制度性障碍简化为“文化惯性”，回避了阶层与财务现实的结构性制约。这种以中产视角书写的政策想像，对低收入家庭的情绪劳动处境，可能同样是一种“看不见”。

论述的系统性盲点

原文的整个分析框架，建立在异性恋夫妻加子女的核心家庭模型之上。然而现实中的香港家庭形态远比这复杂：单亲妈妈、单亲爸爸、同性伴侣家庭、跨代家庭、以及由祖父母承担主要照顾角色的家庭，各自面对不同的情绪劳动挑战，这更是香港家庭的现实状况。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有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男性照顾者——承担照顾年迈父母或残疾家人责任的男性。他们同样面对情绪过载、职业牺牲与社会忽视，但在现行的家庭支援政策中，针对男性照顾者的资源仍严重不足，而社会的情绪劳动讨论亦几乎从不把他们纳入视野。

情绪劳动论述需要更大的视野

本文的批判，并非否认家庭情绪劳动分配不均这一现象的存在，亦非要抹杀妈妈们的真实疲惫。这些感受是真实的，值得被认真对待。

然而，一个严肃的社会议题，需要严谨的分析框架。当论者以情绪呼吁代替实证研究、以道德宣示代替政策评估、以单一性别的视角代替家庭系统的整体观照，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便很可能非真正能帮助了任何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家庭。

我们需要的不是把丈夫或妻子塑造成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是承认：在高楼价、长工时、低生育福利的香港社会结构下，男女都在疲惫地撑着这个家。真正的“结构性解绑”，必须同时看见两性的压力，同时评估现有服务的不足，同时考量政策建议的可行性与副作用——而不是在每年一度的母亲节，为单一性别的委屈加上情绪的放大镜。

若我们真的希望香港家庭中每一个成员——无论男女——都有“可以喊攰”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必须建立在相互看见的基础上，而非相互指责的情绪之中。

作者陈家杰是注册社工，从事社会工作（青少年、家庭及大型计划）及社会工作教育20多年。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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