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2026年5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不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为近年来持续紧绷的中美关系按下了一个潜在的“重置键”。这次会晤的深层意义：大国博弈并非必然“你死我活”，中美有机会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其核心变数与最大风险，依然绕不开台湾问题。这一系列论断，既是对当下地缘现实的清醒认知，也是对两大国未来相处之道的深刻期许。

中方三问为避免两国滑向战争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达恐惧从而导致战争”的论断，在21世纪被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并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悲观透镜。然而这一陷阱并非宿命。习近平在此次“习特会”上提出的三个“能不能”的历史之问，首要的便是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

这一提问本身，就标志着中国领导人拒绝接受零和博弈的宿命论。中国主动提及此概念，是意识到将中美关系“摆正”的迫切性。的确，当中美GDP加起来占全球40%，两国若跌入冲突的深渊，无疑将是全人类的噩梦。

此次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对这一忧虑的回应。这一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它试图在承认竞争现实的同时，为竞争设定护栏，为合作保留空间。这不仅是外交辞令的更新，更是试图从结构上避免战略误判导致不可控的滑向战争。

这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对于之前的破坏性不稳定，背后最大的驱动力量，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方力抗施压的底气。无论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优先”延续，还是美国国内对华鹰派的一致压力，中方之所以能推动美方接受这一新定位，源于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以及在长期博弈中展现出的韧性与反制能力。

台湾是中美关系走向的核心支柱

然而，中美关系若能结束近九年的不稳定状态是世界之福，但仍取决于美方是否愿意相向而行。特朗普以其交易式政治风格著称，其“充耳不闻”或随时转向的可能性，始终是国际关系学者的担忧。但不可否认，确立这一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它至少意味着，双方都承认“斗则俱伤”，都需要在某些领域（如经贸、气候变化、防扩散）维持基本合作，以防止全域崩盘。这种“建设性”的核心，在于双方能否在各自核心利益上找到不至于破裂的平衡点。

在所有议题中，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它是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最大不稳定因素”。习近平在会谈中直言不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这不是外交场面话，而是划出红线的严重警告。

台湾问题绝非普通议题，而是决定中美关系稳定与走向的核心支柱。对于特朗普这类看重“交易”的领导人，中方清晰传达了信号——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将直接摧毁其他所有领域的合作可能，甚至引燃战火。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访华后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并称“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这一表态虽然务实（避免美国卷入一场远离本土且未必能赢的战争），但也客观上呼应了中方“台独意味着战争”的底线逻辑，对岛内“台独”势力构成了警示。

因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能否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是否能真正“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是否能约束“台独”冒险行径。若美方继续对台军售、提升官方往来，中方必然反制，进而冲击整个关系的稳定。台湾问题，是检验美方诚意与双方管控分歧能力的试金石。

中美能否共同书写时代答卷？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风险剧增，大国稍有不慎便可能闯下大祸。舍弃零和思维，加强合作，方是最务实、最具建设性的选项。习近平提出的三个“能不能”，实质是邀请特朗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大国能否成熟相处？能否在竞争中保持克制？能否为人类福祉承担共同责任？

这次北京会晤是一个新起点，但绝非终点。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否在“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航道上避开暗礁（尤其是台湾问题），取决于双方的持续努力与战略耐心。对于中国而言，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增强反制能力与外交定力，是应对一切变数的基石；对于美国而言，能否真正接受一个非西方、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摒弃“要么征服要么遏制”的旧心态，将决定其能否避免战略透支与孤立。无论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努力本身，就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表现。

作者杨华勇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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