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陈嘉华

30位没有连任的第七届立法会议员，被报道在卸任前向157名助理发放合共约940万元的奖金或花红。当中有人获派26万多元，相当于六个月薪金；有人任职仅三年，其助理却获派20多万元。数字一出，全城哗然。这些钱从哪里来？全部来自公帑。我的看法很直接：这不是“奖励”，这是“滥用”。

议助已有法定保障
不应用公帑派花红

我必须先说清楚，我不是反对奖励尽心尽力的议员助理。助理的工作繁重，加班加点是常态，合理报酬理所应当。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笔钱是公帑，不是议员的私房钱。一些议员助理本身已有合约薪酬，合约期满后还有约满酬金。换句话说，助理们已有法定薪酬保障。在此基础上再动用公帑派发额外花红，请问依据何在？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花红与年资和工作表现完全不成比例。有议员任职仅三年，其助理却获派超过20万元。有议员发放26万多元花红给助理，金额相当于半年薪金。我无意质疑个别助理的工作表现，但一个简单的问题摆在眼前：如果这是私人公司，老板会这样派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因为钱不是自己的，部分议员才会如此“豪爽”。当一个人的决策不受个人财务约束，而只受预算上限限制时，“用尽”便成了最省事的选择。这不是个别议员的品格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规管议员开支
监管公帑使用

回顾过去几届立法会，卸任前“散水”式的花红派发并非新鲜事，只是今次数字特别大、个案特别触目。市民的质疑很直接：这些议员究竟是奖励助理，还是变相用公帑支撑自己的“豪爽”？尤其是在公共财政并不宽裕的当下，这些做法显得格外突兀。财政司司长早前已预警，未来数年政府开支需要审慎控制，每一分公帑都应用在刀刃上。940万元，足够兴建一间小学，足够支援数百个基层家庭一年的生活开支，如今却以“花红”之名派发出去。这笔账，市民不能不计。

有人会说，议员有自主权运用办事处开支，外界不应过度解读。我的回答是：权力必须有制衡，公帑必须有监管。当“自主权”被滥用至如此地步，制度就必须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向值得立即推行。

第一，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应立即订立明确的使用细则，严格限制卸任前最后数月的额外发放。目前制度只规定年度开支上限，却没有细化到何种支出属于合理。许多议员在任期最后几个月“赶尾水”，将剩余预算一次过派发，这显然违背了公帑使用的初衷。我建议，任何超出合约薪酬的额外支出，须由议员个人承担，或须经秘书处事先批准并公开理由。只有将“豪爽”的成本转嫁给决策者本人，才能真正遏制这股歪风。

第二，设立“议员助理津贴使用指引”，列出允许和禁止的开支类别。助理虽非公务员，但既用公帑聘请，便有相应的监管责任。目前，议员助理的薪酬待遇远高于私人市场同类职位，加上约满酬金和额外花红，已形成“铁饭碗”式的优厚待遇。这不仅浪费公帑，更扭曲了人力资源市场。指引应明确规定，花红只能基于客观绩效评核，且不得超过合约薪酬的某个比例，例如两个月月薪。同时，任何超出合约的花红发放，必须在年度开支报告中逐项列出，接受公众监督。

第三，要求议员每年将办事处开支详情上载至立法会网站，供公众查阅。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当开支透明化，议员自会更自觉地慎用公帑。目前，议员办事处开支仅向行政管理委员会提交，公众无从知悉。我建议，参考外国议会的惯例，建立统一的开支申报平台，将每项支出按季度公开，包括金额、用途、受益人等关键信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每一笔钱都暴露在阳光下，谁还敢胡乱派花红？

行管会需尽快改革
避免下届重蹈覆辙

有前议员公开表示，自己是少数没有用公帑派发花红的人，其团队大部分员工均由接班人继续聘用。他认为，在已有约满酬金及合理薪酬的前提下，再以公帑派发花红，确实说不过去。我完全认同这个观点。若合约订明，外界必须尊重；若合约未有订明，纯属个人酌情决定，便不应动用公帑。这个原则，既尊重合约精神，又守住了公帑使用的底线。我建议，立法会可参考公务员事务局的相关规定，强制要求议员与助理签订标准合约，明确薪酬、约满酬金及花红的计算方式，杜绝“临别松手”的灰色地带。

民脂民膏，一分一毫皆取之于民。94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可以是用来改善基层医疗的经费，可以用来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可以用来支援照顾者群体。如今却以“花红”之名，派发给部分议员助理。我无意否定助理们的付出，但这笔帐，市民看在眼里，心中自有一杆秤。制度不改，类似的争议只会一再重演。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必须尽快行动，向公众交代，并在下一届会期开始前完成制度改革。否则，下一批未能连任的议员，又会以同样的手法“散水”，公帑永远填不满这个无底洞。

作者陈嘉华是香港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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