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谭永昌

听闻有位香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投了200份履历，换来两个面试。他不是读错科，他记得入学当年大家都说香港大学商科是“神科”，他也不是成绩差，有个二级甲等荣誉；他更不是懒，每年暑假都顶着西装的拘束，在港岛东奔西走面试。

本地毕业生面对不对等的求职竞赛

这件事本来可以是个人故事，但当你看见数字，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适合大学毕业生的香港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约8万个，跌至2025年约3.1万个，三年内消失了接近5万个，跌幅超过六成。行政初阶职位跌了九成，资讯科技相关职位跌了八成，几乎清零。与此同时，非本地毕业生来港就业申请人数已增至每年2.5万人，超过本地八大院校每年约2万名本科毕业生的总数。

本地毕业生在求职路上，面对的已经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就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段时间，笔者看见母校中文大学宣布成立香港首个全栈式（全端）具身AI实验室，一次过与24间企业签订五年合作协议。特首说香港是具身智能的理想试验场，官员在台上谈论创科愿景，镜头前一片欣欣向荣。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香港，却像活在两个互不相识的时空。

试验场还是代工厂？

先说“具身AI”是什么。过去几年我们习惯了萤幕上的AI，它替你写报告、做分析、生成图片。具身AI是把这个智能装进一副身体，让它感知、决策、行动于物理世界。这确实是AI发展史上的范式转移，而香港的港铁放工人流、公立医院走廊、旧式唐楼的复杂环境，客观上是全球少有的压力测试场景，“试验场”这个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问题在于，香港是一个主动设计条件的试验场，还是一个被动承接的试验场？

今次中大的24间合作伙伴，大部分来自内地，AGIBOT、Deep Robotics、宇树科技，本地企业只有六间，其中一间是Lenovo旗下的资本机构。 这份名单说明的，是香港的大学正在扮演一个特定角色，以本地的法律制度、国际联系和英语环境，为内地创科企业的南下出海提供包装与背书。研究在香港做，成果在别处落地，这个角色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香港从中得不到足够的产业积累与人才留存，那就只是一个有品牌的代工厂。

香港AI生态是一个“倒三角”

香港的AI生态顶端饱满。InnoHK资助顶端研究人才，实验室林立，论文发表，国际排名亮丽。底部空荡荡。普通毕业生的工作正在消失，AI已经高效处理文书、数据输入、基础编程等重复性工作，企业不再需要大量初级人员。 最致命的是中游，从实验室原型到真正商业产品之间，业界称为“Valley of Death”的那段距离，香港几乎没有足够的生态去承接。一个在中大做出来的机械人原型，要在香港找到愿意投资量产的本地企业，相信很难。AI实际部署的客制化、本地环境训练、中小企应用整合，这些中游能力严重缺乏。研究人才培养出来，本地能吸纳具身AI工程师的企业屈指可数，最终还是要去深圳、上海找出路。

顶端的红利，流不到底部；而底部的人，难以接住顶端的机会，香港同时面对两件互相撕裂的事。一边厢，我们没有足够的AI人才去建造和运用AI系统时，另一边厢，AI已经在快速拆走那些原本属于普通毕业生的工作，两条线交叉伤害。人才供应的缺口，与就业需求的崩塌，在同一个城市相遇，却永远错过对方。

政府去年宣布以五千万元推动“全民AI培训”，让市民学会用ChatGPT。。相较之下，新加坡将在2025至2030年间，投入超过10亿坡元（约61亿港元）于国家AI研究与发展计划，并于去年拨出1.5亿坡元支持企业AI应用。深圳的算力投资，更是以百亿元人民币计。

结构失败与个人标签

诚然，五千万元的培训可以提升个人技能，但改变不了产业结构。当一个城市的AI生态本身就是“倒三角”，给所有人上一堂AI课，只是在一个漏水的容器里加水。

曾有前辈建议我去考水喉师傅牌，那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全场最清醒的人。蓝领技术工种是真正的AI防御工事，但香港的教育体制从来不鼓励这条路，于是连最后的逃生门，也只剩一条缝，具身AI的下一步，正是那些水喉电工的双手。

发布会要开，合作备忘录当然要签，国际创科中心，是的，香港是。但最危险的，是把结构性的失败，包装成个人的努力不足，然后将“躺平”、“月光族”、“啃老族”，冠上各位青年的头上。因为，据说那个投了200履历的毕业生，还在像那些大汗的暑假一样，还在努力四出奔走，还在等一个录取通知。

作者谭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系学生，关心城市、社区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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