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香港邮政可凭四招走出财政黑洞
来稿作者:于承忠博士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与香港邮政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发展委员会提交最新文件,披露了一组令人触目的财务数字:邮政署营运基金在2024/25年度录得高达8.21亿港元的亏损。这不仅是自1995年改以自负盈亏模式营运30年来的历史新高,更是该基金连续第8年录得运作赤字,累计吞噬近29亿元。目前,港邮的剩余现金储备已不足以应付一年的日常开支,逼使政府计划从资本投资基金紧急注资46亿港元以维持未来3年的基本运作。面对这个尾大不掉的财政黑洞,特区政府必须彻底摆脱小修小补的思维,从法规重塑、优化成本、国际基准及产品定价四大维度,为香港邮政开辟一条具备商业可行性的体制改革之路。
破除《邮政条例》历史枷锁
在立法会聆讯上,有议员痛陈此举无异于“买时间”,质疑3年后是否又要重回立法会伸手要钱。诚然,在公众电子通讯普及、实体信件量雪崩式下滑,以及全球跨境物流竞争进入白热化的今天,香港邮政所面对的财政与营运困局,核心根源并非单纯的“市场不景气”,而是“普及服务责任(USO)”与“自负盈亏营运基金模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香港邮政(港邮)现时最大的体制紧箍咒,在于其沿用数十年的法规框架。根据香港法例第98章《邮政条例》,港邮承担了无可推卸的全面服务责任(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USO),必须以合理且大众可负担的收费,提供可靠、高效率及贯通全球的邮政服务,以满足全港市民的邮递需求,并履行香港在国际邮政协议下的义务。例如必须维持全港每一个地址的派递网络,无论核心信件量如何下跌,覆盖全港数百万住户与商业地址的“最后一公里”固定派递网络都具有极高的不可削减下限。这意味着,即使一幢大厦全天只有一封平邮信件,邮差依然需要耗费相同的时间与体力登门派递,边际成本与收益严重脱节。
民生资源不能为巨贾埋单
现行法规最严重的滞后点,在于未能有效区分“社会福利型民生服务”与“高度市场化的商业行为”。在现行法令约束下,港邮必须以统一、低廉的公共邮费标准,去为所有托运人提供无差别服务。这导致一个极其荒谬的市场现象:政府实际上在动用珍贵的公共行政资源,去隐性补贴烟草、雪茄等高价值、非民生商业客户。这些货品在清关时往往伴随着极高的法律风险与繁复手续,却与一封普通家书享有同样的基础网络支持,极不符合公共财政效益。
特区政府要推动港邮变革,第一步必须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并修订《邮政条例》。立法机关应明确界定普及服务的现代边界,将纯粹的商业托运、跨境高价值商品与一般的居民日常信件实行法规上的“双轨管理”。放宽定价权上限,容许香港邮政针对特定高合规成本、高风险的品类实施灵活的市场化定价,唯有在法律层面解除过时的枷锁,港邮才能拥有灵活对接市场的商业弹性,而非继续用民生资源为商业巨贾埋单。
调整高风险跨境EMS定价策略
在开源层面,香港邮政必须告别过去“盲目大众化”的定价思维,转而精准识别自身的“护城河”业务,并将其独占的市场价值最大化。寄往中国内地的特快专递(EMS)跨境业务,特别是针对烟草、雪茄等应课税商品(Dutiable Goods),正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突破口。
在目前的跨境物流市场中,由于内地海关对烟草类制品的清关、查验与监管极为严苛,绝大多数私营商业快递巨头基于合规风险、高昂的法律责任与运营成本的考量,均明文拒绝承接此类高风险托运。这使得香港邮政的EMS渠道,在万国邮政联盟(UPU)的框架以及特定绿色清关通道的支持下,几乎成为全港唯一合法、稳定且具备规模化操作的转运选择。这种稀缺性,本应是商业谈判中最具杀伤力的筹码。
然而,这项具备高度市场独占性(Monopoly)的转运服务,现时的收费却未能反映其稀缺性与其背后庞大的合规成本。处理此类货品,港邮需要投入大量人手进行繁复的海关申报、安全查验及应对打私合规,现行定价基本处于“赚了流水、蚀了人工”的边缘。港邮管理层应展现商业智慧,果断调高这类特定应课税品类的跨境EMS邮费。既然在特定细分市场上客户“别无他选”,大胆提升溢价不仅不会导致流失客户,反而能将港邮无可替代的海关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政利润,真正实践“用者自付”的商业原则。
深化公私营合作与业务外判
除了在优势项目上开源,向最顽固的成本结构大刀阔斧地开刀,是港邮生存的另一条必经之路。在港邮每年庞大的开支中,公务员编制带来的薪酬开支及长远福利包袱,是最沉重的负担。在立法会聆讯中,有议员便犀利地指出,港邮过往在公务员人力管理上受制于种种僵化规定,薪酬调整必须依循全体公务员指标,缺乏市场化的灵活性,导致人手成本只能上、不能下。
要打破这种“固定成本过高”的死结,港邮管理层必须在不损害基础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展现政治魄力,积极引入公私营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推动非核心业务的轻量化。传统上,邮政服务从收件、仓储、分拣到最终派递,全部由公务员或长期合约员工包办。在电商时代,这种模式完全无法应对如“双十一”、“黑五”等季节性货量高峰,不是在淡季造成人手闲置,就是在旺季面临爆仓与超时津贴大增的双重打击。
具体而言,港邮应将非核心的后勤支持,乃至部分商业区或非核心偏远地区的“最后一公里”派递,进一步外判给本地成熟的私营物流企业。透过与私营市场结盟,港邮可以将昂贵、固定的公职人手成本,转化为随季节性电商货量上下浮动的变动成本。同时,利用私营企业已建立的自动化仓储与科技运营优势,提高转运效率。例如,与本地大型连锁便利店或私营智能柜网络深度互通,将传统邮局狭窄、排队时间长的自提限制打破,转化为无处不在的社会协作网络,彻底为财政“减重”。
借镜国际经验促邮政转型
香港邮政的转型阵痛并非国际孤例,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官方邮政在过去二十年间,都遭遇了电子化洪流的无情冲击。要为港邮的体制变革寻找合法性与执行蓝图,特区政府应深入进行海外成功基准的实证分析。其中,新加坡邮政与英国皇家邮政的变革轨迹最值得借镜。
新加坡与香港在城市结构和经济定位上高度相似,新邮同样面临本土实体信件急剧萎缩的挑战。然而,新邮早在多年前便主动打破“传统邮政”的框架,果断实施轻资产与多元化战略。他们看准了东南亚电商崛起的历史机遇,透过大举收购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的私营第三方物流(3PL)与电商履行(e-Commerce Fulfillment)企业,将自身成功重塑为亚太区的跨境电商物流巨头,其非邮政收入如今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成功用外部的商业利润反哺了本土的普及服务。
相反,从节流与网络共享的角度看,英国皇家邮政则通过大胆的商业化重组,全面放开配送网络与私营快递巨头的共享与互通,精简了自身大量的固定资产,甚至走上了全面私有化的道路。商经局回应立法会质询时表示,特区政府对香港邮政未来的私有化、公司化持“开放态度”,并承诺在3年内提出长远规划。海外的成功案例充分证明:官方邮政与商业市场并非鱼与熊掌,透过引入市场机制、策略性收购或网络共享,不仅不会削弱公共服务的底线,反而是让百年老字号重获新生、免于被时代淘汰的唯一解药。
推行本地邮费时效“双轨制”
除了宏观体制与国际借镜,在最基础的本地邮政产品设计上,港邮也需要引入灵活的现代商业收益管理思维。长期以来,本地普通信件派递采取“单一收费、统一时效”的一刀切模式。虽然政府宣布将本地平邮基本邮资微调,以弥补部分通胀与营运成本上升,但这种缺乏弹性的产品线,白白流失了透过高溢价服务增收的黄金机会。
港邮可考虑在本地信件市场全面推行“时效双轨制”,将本地邮件拆分为两大细分产品:第一类是“尊尚快捷(Premium1-Day)”,承诺次日必达;第二类是“经济普及(Economy2-Day)”,维持现有的标准两天时效。这套分级定价(Tiered Pricing)的商业逻辑,旨在精准筛选并释放市场上不同客户的支付意愿。对于急需递送商业合同、法律文件、银行重要通知或敏感账单的商业客户,他们对两三元的邮资变动完全不敏感,却对“时效的绝对精准”与“次日送达”有着极高要求。
参考现行平邮基准,港邮完全有空间将“尊尚快捷(次日达)”的费用调升80%至100%,定价在每封港币4.5元至5.0元。这一价格对比起私营快递动辄港币二十多元的商业文件起步价,依然具备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与极强的竞争力,同时却能为港邮每封信件带来成倍增长的边际利润。至于对时效要求不高的宣传通函、公用事业批量账单,则继续沿用基本经济邮资。这种双轨制既捍卫了底线的民生福利,确保市民的基本通信权利不受价格干扰,又用商业溢价创造了新增长点,完美展现了“以商养民”的现代公共管理智慧。
回归部门还是走向市场?
当前特区政府财政赤字高企,库房空间不复以往宽裕,在此关键时刻拨款46亿元为香港邮政营运基金“输血”,立法会与广大市民必然会用最严厉的眼光审视这笔公帑的去向与效益。香港邮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那种依赖垄断信件、盲目进行民生补贴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商经局承诺在未来3年内提交长远规划,这将是香港邮政命运的终极抉择期。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港邮彻底放弃自负盈亏、退化回完全依赖公帑拨款供养的传统政府部门;那么,彻底修改过时法规、释放特定业务的垄断价值、全面深化外判与商业化转型,便是这家百年老字号在惊涛骇浪中求生的唯一出路。特区政府必须以大刀阔斧的决心,引导港邮走出这场财政黑洞。
作者于承忠博士是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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