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卜国明议员

政府早前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2026/27年度各级公务员薪酬划一上调2%（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等指标），涉及公帑开支约60亿元。这个数字看似只是冰冷的财政统计，但直接影响的不止17万名公务员，而是涉及约一百万市民的福祉。

公务员服务的“空气”本质

公务员对市民的服务，犹如空气——平日不为人察觉，却不可或缺。每天清晨，市民如厕梳洗，顺利上班上学；街道清扫干净；台风过后，塌树迅速被移走；申请各种牌照、护照、查询公共服务，背后都有公务员默默工作。城市规划与基建发展——从土地规划、房屋供应到道路、铁路等大型工程，背后均有发展局、规划署、土木工程拓展署、路政署、水务署、运输署等的专业人员，为香港的未来奠下基础。外游时在其他国家经历过排队数小时才办完一个简单手续，便会明白香港公务员（负责CIQ）的效率与服务水平，绝非必然。

然而，服务顺畅时鲜有人留意公务员的贡献；但一旦出现失误，社会反应却往往强烈，这当然可以理解。有意见认为，宏福苑大火反映部门监管不足，政府应顺应民情，在加薪上从严。笔者从来强调是其是、非其非，赏罚要分明；问责应针对失职者，而非由全体公务员承担——这对绝大多数尽心尽力的公务员并不公道。

薪酬调整的间接影响

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影响，远远超出17万公务员本身。教师、社工等资助机构员工，其薪酬调整均跟随公务员，这意味着每年公务员的加薪幅度，直接影响约30多万名在职人士的薪酬待遇。连同他们的家人，受影响的市民超过100万人，约占香港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从宏观经济角度审视，公务员及相关行业的薪酬变动在社会上会产生连锁反应。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是本地零售、餐饮及服务业的重要客群。刻意将加薪幅度降低，将削弱这数十万人的消费能力，打击内需，最终又影响整体经济动力。因此，公务员薪酬调整绝非单纯的“员工福利问题”，而是关乎香港经济循环的结构性议题。

薪酬机制应回归制度

薪酬趋势调查机制存在数十年，旨在客观反映私营机构的薪酬变动，作为公务员加薪的参考。政府在决定加幅时，按机制须综合考虑六大因素：薪酬趋势调查指标、经济状况、财政预算、生活费用、职方诉求和公务员士气。

然而，若“公众观感”成为压低加幅的重要理由，机制便难以体现客观功能。其实2020年至今，公务员经历了3次冻薪（2020年、2021年、2025年），总加幅跑输通胀；2024及2025年甲类通胀合计约4%，公务员却是一年冻薪、一年加薪3%，不计递增薪点，购买力实质下降。

公平对待保障整体利益

公务员薪酬若缺乏竞争力，将难以吸引及留住人才。事实上，今明两年公务员人数已减约1万，从2024年起，部门资源同比减1、2、2、2%，共7%。但同期却要大幅提速提效，推行更多发展、大量增加公营房屋、作社会改革。当前失业率仅3.7%，政府招聘已不容易；薪酬持续落后市场，长远会影响公共服务质素。社会总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若要求公务员团队维持高水平服务，却不给予合理薪酬，实在不切实际。政府常言要“抢人才、留人才”，但若现职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都感到不被公平对待，如何吸引新人加入？

此外，大家应该要知道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都是追落后。本年薪酬趋势指标加幅，其实是反映私人市场往年的调整幅度。同样，私人机构往往亦会参考公务员加幅决定自身薪酬调整。两者是互动的。公务员加薪偏低，可能拖低整体社会工资水平——这不仅是公务员士气问题，更关系全港打工仔切身利益。

公务员团队是政府施政骨干，士气和稳定直接影响公共服务质素。公平对待公务员，不是“慷公帑之慨”，而是对香港管治质素的基本投资。这项投资影响的不仅17万公务员，而是30多万在职人士、超过100万市民的福祉。公务员获得合理对待，维持高水平服务，最终受惠的是每一个香港人。

作者卜国明工程师是第八届立法会功能界别（工程界）议员，经民联执委，土木工程处前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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