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范凯杰议员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区域协同与社会均衡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香港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之际，将巩固扶贫政策成效列为重点工作，正合时宜。立法会（6月25日）就“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议案展开深思辨证，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

从划线到识别：扶贫思维的转变

回顾过去的扶贫轨迹，本港自2013年设立官方贫穷线以来，单纯以收入划线的机制，往往未能全面回应居住环境、照顾压力及青年向上流动等结构性因素。特区政府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中引入七个面向、二十一项指标，并识别出㓥房户、全长者户及单亲家庭三个目标群组，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倡导的“美好生活指数”多维度综合评估理念不谋而合。过去划一条线，凡在线下的视为贫穷；如今则先行识别出最需要支援的群体，再度施策。这种转变，正是“以人为本”管治理念的体现。

扶贫防贫的关键，在于风险发生前能否及早察觉，并给予适度的过渡支援。社会乐见当局计划将高风险全长者户的识别年龄，由80岁或以上逐步下调至患有长期病患的较年轻长者，并正研究加强照顾者支援及弹性就业安排。另一方面，针对基层学童而设的“共创明‘Teen’”等计划，让孩子有机会开阔视野、建立自信，这类经历对阻断贫穷跨代传递，往往比现金支援来得深远。脱贫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支援措施宜留有合理的过渡期，让目标群组在经济波动中也能站稳脚步，扶贫成效才能真正持久。

借鉴国际：科学化门槛补不足

贫穷线虽然不再公布，但社会监察的渠道不能因此收窄。“取消贫穷线后如何掌握进度”是社会的合理疑问，当局在优化体制时，理应正视这个关切。在现行二十一项指标之上，特区政府可以进一步研究是否引入较具规范性的门槛，回答“多少才足够”这个核心问题。

“最低收入标准”（MIS）方法论值得参考。这套方法论源自英国，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自2019年起引入并本地化，并于2021年及2023年持续更新，涵盖长者、单身人士及在职家庭等不同住户类型。研究发现，以四人家庭为例，每月需要约六千多新加坡元方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与当地住户收入中位数仍有距离——这正正反映，单纯依赖收入比率划线，可能低估部分家庭的真实生活困境。MIS的价值，不在于取代现行框架，而是提供一套具体、按住户结构分类的开支基准，让“足够”这个抽象概念，有了可以量度的数字。

欧盟自2010年起采用的“贫穷及社会排斥风险”（AROPE）指标，则提供另一个思路。它将收入贫穷、物质匮乏、工作强度三项准则交叉比对,从而区分出不同类型的住户——例如某些家庭收入未必极低，但因照顾责任而长期处于低工作强度,同样面临生活困顿的风险。这种“先分类、后施策”的逻辑,与香港现行框架已锁定㓥房户、全长者户、单亲家庭三个目标群组的思路不谋而合,有助特区政府更精准回答“哪类人最需要帮助”。

两套方法论的共通点，在于不再以单一收入数字判定贫富，而是按住户处境的不同维度，逐层拆解出真正的需要所在。对香港而言，这些做法不必取代现行框架，而是可以作为补充指标——既保留现有七面向框架的识别能力，亦填补“达标之后是否足够”这道问题的空白，让公共资源用得更准、更到位。

《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各项指标普遍达标，是一个不错的起步。但达标之后呢？特区政府宜建立更完善的定期披露机制，清楚交代各目标群组的覆盖人数、支援质量的改善幅度，以及未能达标背后的原因，让议会与公众能持续监察。毕竟，扶贫工作的成败，不在于报告上的达标数字，而在于基层家庭是否真切感受到生活稳定下来。

作者范凯杰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执业大律师，海南省政协常委，海南国际仲裁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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