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家驹议员

政府刚发布的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社会带来讨论扶贫的政策梳理与数据基础。报告显示，2026/27年度政府投放于教育、医疗和社福的经常开支逾3,500亿元，占整体约六成 ，并锁定三大目标群组：约11万户㓥房户、约20万名单亲住户及约71万名全长者住户。我们也看到具体成效，共创明“Teen”计划逾九成学员在自信心等指标有所提升，社区客厅试行计划约95%会员认为生活空间改善、九成认同人际网络提升，在校课后托管计划更让参与家庭月入平均增加约3,500元。这些数字说明，政府从以往单以收入划线，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的方向正确，也印证了精准施策的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有两个关于社会贫穷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当贫穷从个别问题转为广泛社会风险，我们应如何看待或应对？

过去，我们习惯以收入作为界定贫穷的单一标准，这种做法虽然清晰，却未必能全面反映社会的真实状况。今天，香港面对的不仅是“谁最穷”的问题，更是“谁正在滑向贫穷”的挑战。不少家庭虽然收入刚好跨过援助门槛，却在租金、物价、照顾开支等多重压力下，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有些年轻人虽然有工作，却在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中，逐步累积为未来的贫穷风险。这些群体未必出现在政府的扶贫清单上，却是社会脆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盟今年5月发布的首份《反贫穷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框架。该策略的核心理念，是将政策焦点从“找出谁最穷”转移到“减少更多人跌入贫穷的机率”。欧盟订下2050年消除贫穷的目标，强调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从儿童、青年、在职人士到长者，都应有相应的政策介入，并将就业、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领域协同整合。同时，他们计划成立“反贫穷联盟”，动员商界和慈善组织参与。欧盟估算，若关键措施得以落实，至2030年可让约1,850万人脱贫，额外开支仅占欧盟GDP的0.25%。这说明扶贫投入只要方向精准，社会回报远远高于成本。

第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不能遗忘弱势社群。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大型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结构的急遽变化。新界北的人口将急速增长，基层家庭和弱势群体同样需要被看见。早前有议员亦关注，首份五年规划会否就北都的社会民生部分着墨，这正正点出“发展”与“扶贫”并非互不相干的两个议题。

当一个区域的人口因大型发展而改变，住屋、就业、安老、照顾等需求亦会随之变化。北部都会区目前常住人口约98万至100万人，但区内仅提供约13.4万个职位。换句话说，现时每7至8名居民才有一个职位，大批劳动人口每日需跨区通勤，往返市区工作，如果我们只在产业规划上精准，却在社会配套上粗疏，那些未能及时获得支援的家庭，就可能逐步跌入贫穷陷阱。以照顾者为例，他们长年照顾失能长者或残疾家人，影响生计和职涯发展，一旦倒下，整个家庭随即陷入危机。现时全港有超过16万名无酬照顾者，当中“以老护老”的情况尤其严峻，有研究发现，九成受访的低收入年长照顾者月入仅5,000元或以下，平均年龄达72岁，同时患有约2种长期疾病，每周需花费42小时照顾家人。笔者认为当局应及早将这批隐形的弱势群体纳入精准扶贫的识别系统，让扶贫策略真正回应北都的人口结构转变，确保“发展”与“照顾”同步推进，而非顾此失彼。

笔者肯定政府由“被动派钱”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的努力，特别是建立政商民配对平台的构思。然而，当贫穷形态日趋复杂，单靠精准识别已不足以全面回应。我们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一个更具前瞻性的社会安全网，从聚焦“已发生的贫穷”延伸至“防范未发生的贫穷”，让每一位有需要帮助的市民，在发展中不被遗忘。这既是扶贫策略的升级，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作者李家驹博士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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