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永威议员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不仅是国家对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肯定，更是对香港在复杂地缘政治下维护供应链安全寄予厚望。作为工业界的代表，笔者长期观察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现香港在发展有色金属（如铜、铝、镍等）交易方面，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现状与实力极不匹配。我们必须正视差距，善用香港“普通法”与“国家支持”的独特组合拳，打破目前的发展瓶颈。

目前，全球有色金属交易高度依赖高效的仓储与物流系统。然而，对比邻近地区的数据，香港的处境令人汗颜。目前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体系下，香港仅有约11个仓库可处理约3万吨的交易量；相比之下，同样实行普通法的新加坡，其处理量高达30万吨，是香港的10倍；而内地的上海，年度处理量更惊人地达到300万吨。

作为老牌国际贸易中心，香港这“3万吨”的数字显然是“极不比例”的。这反映了过去一段时间，本港在大宗商品实物贸易的基建与政策推动上，落后于区域竞争对手。然而，危机亦是契机。如果我们能将处理量提升至与国际地位相称的水平，其背后带动的金融融资、法律仲裁、航运保险等产值，将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事实上，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的条件，比上海和新加坡更具战略优势。首先，对比上海，香港拥有“普通法”的国际公认性。上海虽然坐拥每年300万吨的庞大处理量，且有国家强大支持，但由于法律体系与国际大宗商品主流规则不同，在国际投资者的认受性与争议解决方面，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显然更具吸引力。国际交易商更倾向在熟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大宗、高价的有色金属实物交易。

其次，对比新加坡，香港拥有“祖国支持”的强大后盾。新加坡虽然同样具备普通法优势，但它缺乏像中国这样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与消费市场。香港背靠祖国，既是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接点，又能直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这种“国家级”的支持，是新加坡永远无法具备的战略纵深。

香港既有“法治”的国际通行证，又有“国家”的超级加速器。这种“一国两制”下的双重优势，是我们争夺国际金属定价权的核心竞争力。

为了珍惜并善用这些条件，政府应当更有作为。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突破：

第一，在北部都会区打造“大宗商品实体枢纽”：香港目前欠缺的是大规模、高标准的仓储空间。我们应在北都规划专属的有色金属产业园区，利用其邻近内地的地理优势，建立现代化、自动化的保税仓库，打破“3万吨”的规模瓶颈，向新加坡甚至更高水平看齐。

第二，对标新加坡，优化税务激励：虽然政府拟推出8.25%的贸易商利得税优惠，但与新加坡“全球贸易商计划”（GTP）的5%税率相比，吸引力仍有差距。笔者建议，针对符合绿色减排标准的有色金属交易，应进一步将税率降至5%，并涵盖仓储与物流服务商，形成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第三，科技赋能，解决融资痛点：有色金属单价高，贸易融资需求巨大。过去业界常受伪造仓单、重复质押所扰。我们应在北都园区引入区块链技术，推动有色金属实物资产（RWA）代币化，确保每一吨金属都“可追溯、可信赖”，从而吸引银行大胆批出信贷，激活中小企参与。

第四，用好港交所LME的平台效应：透过LMEpassport机制，推动香港成为全球绿色金属（如低碳铝）的定价中心。这不仅能提升香港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更能配合国家“双碳”战略。

有色金属贸易是全球工业文明的命脉，处理量越大，赚取的服务收益就越丰厚。香港不应守著“3万吨”的现状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意识到，香港拥有的特质是全球唯一的。只要当局能展现决心，在土地规划、税务改革、法律衔接及科技创新上大刀阔斧，香港绝对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级的大宗商品交易枢纽，不负国家重托，再创贸易辉煌。

作者黄永威是第八届立法会功能界别（工业界（第一））议员，经民联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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