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别等荷里活广场悲剧重演才谈精神复康
来稿作者:罗浚轩
香港社会谈及思觉失调(精神分裂症),往往只在出现暴力事件、住院个案或社会争议时才突然关注,例如荷里活广场途人被袭击或屯门开枪事件。但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危机后如何补救,而是本港是否已建立一套足够前移、完整且具人情味的社区支援系统,让患者不必一步步走向失控边缘。精神病的处理从来不应只是“食药”两个字可以概括,术业有专攻,它牵涉家庭、社区、复康、就业、社交与长期跟进的整体工程。唯有把医疗、心理、社会及复元元素全面整合,才能真正帮助患者在高压的香港城市环境中重建生活。
心理教育是赋能日常生活的工具
社会常把患者视为“有病的人”,却忽略他们同时是要上学、工作、与家人相处、要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若支援系统只停留在急症、覆诊和药物管理,便只是处理表面症状,而非处理生活本身。在高压、快节奏、家庭负担重的香港,这种支援缺口的后果,往往在某次危机中瞬间爆发,导致资源浪费、患者反复入院,以及家庭长期承受沉重压力。最终,这种“防守型”模式无法有效阻止精神健康危机的发生。
心理教育(psychoeducation)是整全照顾的核心。它不只是简单向患者或家属讲解病名,而是一套有结构、循序渐进的介入方式,目的在于协助患者理解病征、辨识复发警号、掌握药物作用与副作用处理策略,以及学习如何与家人共同制定危机应对计划。其价值不在于知识输入,而在于把医疗知识转化为患者与照顾者的日常行动能力。研究一致支持,心理教育能有效减低复发率、提升服药依从性,并改善家庭整体应对能力,尤其当家属共同参与时效果更为显著。
然而,心理教育必须谨慎推行。提升患者对病情的“洞察”不一定带来更好心理状态:部分患者在更清楚意识到自身病情后,反而可能感受到更强烈的标签压力、自尊下降,甚至引发抑郁。因此,心理教育不能粗暴推行或沦为“要求患者正面面对”的道德说教,而需注重个别化、共情与渐进原则。真正有效的心理教育,是让整个照顾网络一起学习如何支持患者,而非把责任一股脑丢给患者本人。
强化家庭作为支援核心的功能
在香港的精神健康照顾体系中,家属往往是第一线照顾者,却经常是最缺乏支援的一群。家庭介入对减低复发、改善服药依从性及提升整体稳定性有明显帮助。思觉失调影响的不只是个人情绪与思想,还会深刻改变家庭内的沟通模式、照顾负担、经济压力与冲突频率。很多家庭直到情况严重,才懂得如何辨识早期警号、处理患者拒药情况、避免正面冲突,或在适当时机及早求助。若制度没有把家属纳入介入架构,家人便被迫在缺乏装备的情况下承担最沉重责任,这不只是家庭问题,更是公共政策问题。
香港公共精神健康服务若要真正进步,就不应只关注“患者有没有覆诊”,而应积极问“家属有没有被教育、被支援、被提供喘息空间”。没有家属支持的复康很容易变成孤军作战;而一个把家属视为合作伙伴的制度,才有可能大幅压低复发风险,提升患者重返社区与社交生活的机会。
社工应扮演好跨专业团队桥梁
思觉失调的全面照顾绝非单一专业所能完成,而是需要跨专业团队(interprofessional team)的紧密协作,包括精神科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学家、职业治疗师及社工等。各专业分工明确又互相补足:医生与护士主责药物治疗与生理监测,心理学家提供认知行为介入,职业治疗师协助日常生活技能重建,而社工则负责把医疗成果延伸至社区生活层面。社工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桥梁角色,包括个案管理、外展探访、康复训练、家庭支援、福利转介及长期跟进。
社工的工作远非“帮忙填表”那么简单,而是把治疗、生活、家庭和社区重新连结起来。在香港高密度城市中,患者的复康障碍往往来自住房环境、经济困难、失业压力及社会标签。透过持续跟进,社工能及早识别风险、协调资源,并帮助家庭建立可持续的照顾模式,从而大幅降低患者再次崩溃的风险。唯有强化社工在跨专业团队中的核心地位,思觉失调服务才能从医院为本转向真正以人为本的社区复元模式。
多元辅助手段介入促情绪调节
除了传统医疗与心理介入,艺术治疗(art therapy)及各种运动疗法正日益成为重要的非药物辅助手段。艺术治疗透过绘画、音乐、戏剧等创作形式,帮助患者表达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情感,减轻焦虑、提升自我价值感,并促进情绪调节。运动疗法则能改善睡眠、释放压力荷尔蒙、提升脑内啡水平,对思觉失调患者的认知功能与情绪稳定有正面作用。
特别值得推广的是足球疗法等团体运动介入。足球作为团队运动,能自然地培养合作、沟通、纪律与归属感,为精神健康康复者提供重投社会的低压机会。透过参与足球训练或比赛,患者可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社交技巧、重建自信,并逐步打破自我隔绝。结合社工或职业治疗师的带领,这类运动疗法能有效补充传统治疗,帮助患者从“病人”角色逐步转向“球员”或“团队成员”的积极身份认同。香港可参考国际经验,在社区中心或复康计划中系统性地引入此类活动,作为跨专业团队的延伸服务。
医管局的 E.A.S.Y. Programme 及全港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ICCMW)正推动社区支援模式。政府近年积极落实《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广《4Rs精神健康约章》,加强“医教社同心协作”,并在地区康健中心提供情绪支援。2025年全港抑郁指数调查更显示港人情绪危机达历史新高,Z世代抑郁情况尤其严峻,凸显全面社区介入的急切性。地区康健站、香港心聆(Mind HK)、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等,配合24小时精神科热线,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即时支援。
健康政策由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牵头,分为三大主轴。首先是预防与及早识别:地区康健中心推行“健康心灵先导计划”,为轻至中度情绪困扰人士提供低密度心理治疗。目前有3个中心提供免费评估,2026年将增至更多,由具心理学或辅导背景人员跟进。在及早介入与治疗方面,公私营协作缩短轮候,设立精神科热线提供即时支援。在社区支援与复康方面,全港18区设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ICCMW),提供一站式辅导及社交活动。
助人走向复元是城市文明体现
香港每逢相关事件,讨论易走向恐慌或空泛同情。真正需要的是制度化早期介入、社区承托和家庭支援,避免“震惊—检讨—淡化—遗忘”的循环。2025年“全港抑郁指数调查”显示,港人情绪危机达历史新高:整体抑郁平均分7.27(13.1%中重度),焦虑平均分5.90(22.6%中重度),Z世代(18-24岁)高达43.5%受中重度抑郁影响。超过一半人面对情绪困扰时不处理或不求助,部分依赖AI倾诉,延误专业帮助。
总结而言,思觉失调的处理不能只靠医院或药物。心理教育、家庭介入、跨专业团队合作(特别是社工角色)、艺术治疗、运动及足球疗法、社区照顾,长着双眼的人都能看出,这些才是减少复发、提升复元能力、帮助患者重新融入社会的关键。对香港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知不知道怎样做”,而在于能否把这些理念转化为稳定、可持续、贴地的服务系统。这不只是医疗改革,更是城市文明程度与社会韧性的体现。当社会愿意投放资源于早期预防、家庭支援、跨专业协作及多元复元途径(如艺术与运动),我们才能真正告别事件驱动的被动模式,让每一位患者获得理解、陪伴与长期支援。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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