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王峥

这是什么时代呢？空书架在燃烧，诗人在送外卖。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送外卖。而在于某些身份，在特定历史时刻，恰好符合了文学场域所需要的一种叙事。并不是因为送外卖就能获得重磅文学奖；否则，我倒要建议身边那些才华横溢、长年默默写诗的朋友们，都去送外卖好了。不仅能解决生计，还能顺便出名。

谁才是真正的“草根”？

我无意评判外卖诗人（们）的诗究竟有多好或多不好——因为有人给我推荐诗歌时，并非用文字本身来打动我，而尝试用其他的外在标签博取关注时，我总会多一丝怀疑。打破文学的准入门槛（gatekeeping），让更多不同背景的人进入文学视野，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拥抱这种叙事之前，我更想追问的是：那些早已在专业第一线默默耕耘、长年投入创作，却始终缺乏资源与关注的诗人，我们真的照顾好了吗？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草根”？“草根”到底是一种大巧若拙的天然质地，还是官方御赐的“员外”封号？究竟是一种社会位置，还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文化身份？

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外卖诗人成为新闻头条的同一时间，香港一些独立书店近年却承受着日益加码的经营与环境压力。当“文学来自民间”成为值得歌颂的口号时，真正让文学得以存在的民间空间——那些小型出版社、独立书店、地下刊物——却仍然可能是最脆弱、最先被消失的一环。如果只赞美草根，而不保护草根生长的土壤，那么“草根”便只剩下一个可以反复消费的文化符号。

“草根”不是“没有专业”

这种反专业（anti-professionalism）的情绪，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19世纪的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之所以被称为“朴素艺术”（Naïve Art）的代表，并非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没有接受巴黎学院派的正规训练。他曾经是海关职员，后来才开始作画。毕卡索欣赏他的作品，也正因为他保留了一种未经学院驯化的观看方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卢梭从来不是反对艺术专业的人。他一生都在巴黎沙龙投稿，希望得到艺术界承认。他追求的是成为艺术家，而不是停留在“业余画家”的身份。今天我们记住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海关职员，而是因为他的画改变了现代艺术。

20世纪以后，杜象（Marcel Duchamp）将现成物（readymade）推向艺术史，《喷泉》甚至只是一个小便斗；安迪・沃荷（Andy Warhol）更曾在“Oxidation Paintings”系列中，邀请朋友在涂有含铜颜料的画布上排尿，利用化学氧化作用形成画面。它们看似是在嘲笑艺术技巧，实际上却建立在对整个艺术史、艺术制度与展览体系极其深入的理解之上。杜象不是因为不会画画才做《喷泉》；沃荷也不是因为画不好才让颜料与尿液发生反应。恰恰相反，他们的“反艺术”，都是建立在高度专业性的基础之上。艺术史从来没有真正单方面崇拜过 “业余性（amateur）”。它崇拜的是能够超越专业，打破规则的人。

甚至，“草根”（grassroots）这个词本身，也远比今天流行语境中复杂。语源学上，“草根”原本指植物最底层的根系；20世纪初开始，美国政治逐渐用它描述“来自地方、而非中央”的自发政治动员。政治学者如 Robert A. Dahl、Sidney Tarrow等对民主参与的研究，都将“草根”理解为一种由下而上的集体行动能力，而不是一种贫穷、素朴或业余的美学风格。换言之，“草根”的核心从来不是“没有专业”，而是拥有自主性。真正的草根，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被命名出来的。

“专业”与艺术家概念如何诞生？

而这里恰恰涉及另一个更深的历史问题：专业（professional）本身又是如何诞生的？文艺复兴以前，欧洲画家、雕塑家更多被视为工匠（artisan），与木匠、石匠同属行会（guild）体系。更早的古希腊时代，只有诗歌（ποίησις（poíēsis，ποίησις））和修辞（政治和哲学辩论）（ῥητορική（rhētorikḗ，ῥητορική））因为“不匠”的特质，被认为才是“真正的艺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才逐渐被视为具有知识、创造力与个人风格的文化主体。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50年出版的《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更首次以历史叙事系统地建构了“艺术家”作为一种专业身份与天才形象，深刻影响了后来数百年的艺术史写作。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专业性（professional），并不是一种天然存在，而是一种经过数百年制度、教育、评论与历史书写共同塑造出来的文化身份。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逐渐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制度。从工坊、行会（guild）、学院到沙龙，再到19世纪的专业评论体系，“艺术家”开始不再只是手工匠，而成为具有知识、生产与批判能力的专业身份。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professionalism（专业主义）才逐渐稳定下来。

因此，草根真正具有力量，不是因为它反专业，而是因为它始终与专业形成一种张力。如果没有专业性（professional）作为厚实的背景，草根（amateur）的反叛便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学院，卢梭也不可能成为卢梭。如果没有杜象之前几百年的艺术史，《喷泉》也只会是一个小便斗。巴黎的东京宫如果没有卢浮宫作为背景，其先锋性也同样显得虚伪和脆弱。所以，草根不是专业的对立面，而是专业制度永远无法完全收编的另一种生命力。

浪漫化业余是危险趋势

也因此，我对今天文艺界最担心的，不是尊重业余，而是浪漫化业余。当送外卖比写诗更值得报导，当职业身份比作品更容易成为新闻，创作者便开始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似乎不是写得更好，而是讲一个更容易被媒体传播的人生故事。作品慢慢退到背景。身份走到了舞台中央。

腰乐队《世界呢分钟》有一句歌词，很多年后读来，反而越来越像对今天的预言：“我依然认为，草根不是民主，草根是庸俗。说白点，就是网民。”

这里的“草根”并非对普通人的否定，而是在警惕另一种危险：当“草根”被权力、媒体与市场不断命名、塑造、消费，它便不再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力量，而成了一种可以被展示、被利用、被流通的形象。它失去了自主生长的能力，也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如果完全脱离了专业，只谈草根，那么草根的张力反而消失了。它不再是一种能够与体制对话、甚至挑战体制的力量，而可能只是任由权力摆弄的玩偶。

如果我们继续冷眼任由无数个胡波们在出租屋里像《大象席地而坐》那样走投无路；却觉得楼下炒饭的兼职电影爱好者好像可爱许多，用手机拍的短影片比起真正的电影导演不那么沉重、充满生活气息，还能让人暂忘现实之苦；于是忍不住多给了小费——

这算是在支持电影，还是在蔑视电影？

王峥，现居新加坡，曾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艺术全奖博士，获得“汪国真诗歌奖”等多项文学奖项，作品见于《香港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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