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当前，中国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互连动。无论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卷入，中国都难以置身事外。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单个关键判断：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这一表述的分量，在于它承认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已经无法在周边事务与全球格局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美国衰落将是长期过程

周边的每一条战线、每一个方向的波动，都折射着大国博弈的深层脉动。理解中国周边战略，必须从全球格局入手。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与2017年的首次访华相比，这次访问的气氛截然不同——没有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言论，没有猝不及防的争执。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超过2小时，达成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这并非友谊的升温，而是理性的回归。在经历了2025年激烈的关税战后，双方都意识到，两个深度依存又深度警惕的经济体，需要一套管控分歧的机制。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特朗普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然而，“战略稳定”不等于“战略和解”。芯片、人工智能与供应链等真正决定未来竞争格局的议题，依然悬而未决。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种“平行交叉”的新阶段——竞争与共处并行，对抗与合作交织，中美博弈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的衰落并非现实，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以一份14点谅解备忘录收场。2026年6月17日，美伊正式确认签署该协议。特朗普宣称伊朗“被迫让步”，伊朗则宣布美国“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同一份文件，两种叙事。本质上，这是一场战略止损，而非美国的“失败”。美国未能将战场优势转化为绝对政治条件，但也保住了可以立即验证的暂时停火与通航成果。真正让美国保持全球领先的是科技领域。2025年，美国私营部门人工智能投资达到2,859亿美元，是中国的23倍。美国全年发布50个标杆AI模型，位居全球第一。当然，中美差距正在收窄，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级模型仅领先中国最强对手2.7个百分点。我国企业月之暗面推出新一代产品Kimi K3后，中美人工智能模型性能差距已“基本消除”，美国的优势从“代差”变成了“微差”。

俄罗斯国力的消耗趋势没有停止。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俄罗斯的代价正在累积。国家福利基金从冲突前的14.8万亿卢布骤降至2026年初的5万亿卢布，4年间消耗近三分之二。军费从2021年的3.6万亿卢布飙升至2026年的13.5万亿卢布，增幅达275%。2025年，俄军付出约42万伤亡，仅控制了0.8%的额外乌克兰领土。俄罗斯没有崩溃，但已被严重削弱。

全球格局的这幅图景清晰而复杂：中美在管控分歧中竞争，美国在科技上仍领先但优势收窄，俄罗斯在消耗中坚持。中国周边战略的制定，必须在这三重现实之上展开。

我国周边局势的一个关键变量来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对抗色彩。2025年11月，高市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2026年，她继续将中国界定为“胁迫”来源，推动防卫战略调整、军品出口松绑。高市内阁批准了2026财年预算案，或将实现防卫费“14连增”。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她又渲染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对供应链的影响，推动“关键矿产共同储备”构想。

中方的回应直接而精准。2026年1月，中方依法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出口稀土等物项。此前每月200多吨的稀土磁铁对日出口量，3月和4月降至100多吨。外交部发言人直言高市“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日本的右转并非孤立的国内政治现象。它嵌入了一个更大的地缘战略图景——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正在强化，而日本试图在其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东部方向的战略压力将持续上升。

多层次全方位安全架构

面对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正在构建多层次的安全架构。在北部与西部，上海合作组织已发展为涵盖整个欧亚地区的综合性联盟。近年来，上合组织通过“和平使命”系列联合军演和地区反恐怖机构，构建了跨国情报共享与反恐协作机制。这一非西方的安全合作逻辑，为中国北部和西部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纵深。

在东部与东南，我们突破岛链与对台事实管控。2025年6月，辽宁舰编队现身日本南鸟岛西南约300公里的海域，进入太平洋第二岛链。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被确认在第二岛链东侧活动。在台海方向，东部战区组织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舰机协同、区域制空等科目演练。2026年，海警力量则开始在台岛周边海域形成执法管控，“海巡08”轮首次在台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全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福建海警在台岛周边及马祖、乌丘屿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巡查。从军事演训到执法巡航，中国正在台海周边构建一种“事实上的管控秩序”，既瓦解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企图，也在不动声色的日常执法中巩固主权主张。

在西南方向，我们继续对印保持高压态势。在中印边境，解放军在后勤保障和军事部署方面全面优于印军。印度陆军参谋长承认边境局势“稳定但敏感”，且未计划缩减冬季驻军。2024年10月，中印就在拉达克实际控制线沿线巡逻问题达成协议并完成脱离接触，但中国在西南方向保持的军事高压态势并未松动。这种“压而不打”的姿态，既是对印度的战略威胁，也为外交谈判保留了空间。

在经济层面，中国已同周边25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25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23.6万亿元，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51.9%。

在东南亚方向，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25年前8个月，双方贸易总值达4.93万亿元，同比增长9.7%，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累计双向投资已超过4,500亿美元。双方正从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伙伴”，迈向价值链深度互嵌的“产业链共同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指数中得分最高。中亚方向同样进展显著。2025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约4.3万亿元，其中超60%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推动西部内陆转变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治理战略的核心理念。中国已同周边17个国家确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目标。这一理念强调的不是势力范围，而是“发展结果共享”，即用经济利益和制度合作将周边国家与中国深度绑定。王毅在2025年底阐述周边工作时强调，中国“不在周边搞地缘争夺，而是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不在周边搞势力范围，而是构建命运共同体；不在周边搞一言堂，而是践行大家的事一起商量着办”。这套话语的背后，是一种务实的战略逻辑：在硬实力尚不足以单方面重塑周边秩序的情况下，用制度和利益的网络编织出有利于中国的区域环境。

“南进北和、西润东争”

面向未来，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最优策略可以概括为8个字：南进北和，西润东争。南进——东南亚应成为中国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凭借地理邻近、文化相近和经济互补的优势，中国完全有条件把东南亚建成“崛起的前花园”，而非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正在推动区域价值链重组。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融合已经从贸易层面深入到产业链层面。这一方向的推进，需要持续的制度建设和人文交流，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持久的战略影响力。

北和——巩固北部战略后方，稳定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的关系，是中国集中资源应对东部海洋方向挑战的前提。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关系经受住了俄乌战争的考验，仍保持“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运行。美国试图挑拨中俄关系的战略意图明确，但受制于美俄互信缺失、拉拢俄罗斯工具效能有限等因素。对中国而言，维护与俄罗斯的稳定互补关系，既是避免两线受敌的战略必需，也是保持对日军事高地的尖刀。中俄战略协作的确定性，为动荡的周边环境注入了稳定性。朝鲜已经是拥核国家，也是我们的正式盟友，面对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强化，中朝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协同仍是中国对美日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双方在半岛稳定和地区反介入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中朝历史上曾经多次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未来仍会在对日冲突中采取一致行动。蒙古国是我们血脉相连的邻邦，是黄帝部落红山文化的辐射区域，其土地上的人民曾经参与远古华夏族的融合，同时也曾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一带一路”与蒙古“草原之路”发展战略的对接正在稳步推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蒙古国以特殊方式重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将是大势所趋。

西润——我们在此方向应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展和深化与各国关系。中亚五国在资源天赋和区位通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在中亚宜低调扩展，务实不务虚，既不刺激俄罗斯，又稳步开拓资源进口基地和商品出口基地。中吉乌铁路等骨干工程正在推进，西部地区的开放枢纽功能持续增态。我们对印度则宜继续采取“闪诫”政策，时不时敲打和教训一下即可。中印在近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存在争端，边境问题长时间悬而未决，其实对国力较弱的一方更不利。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不太大。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策略仍然将是“以时间换空间”，保持军事高压，同时通过巴基斯坦分散印度的价注力和压力。

东争——对日本，中国需要持续增加军事和外交压力。“尊王攘夷”的策略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宜基于“法治现实主义”，高举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宪章的旗帜，争取把日本的新军务主义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支持琉球复国运动，并坚决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同时，中国需要与美国在亚太的驻军展开竞争——不是热战，而是以技术代差和区域拒止能力逐步改变力量对比。

企业应内地留根境外散叶

我国在经济层面的策略选择同样关键。合适的路径是鼓励中国企业采取“中国内地+1”的发展策略——将公司总部和主体制造能力留在内地，同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具备少量生产能力的第二基地。这一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在中国内地留住根脉，在境外开枝散叶。

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跨国公司的策略已从“中国+1”转向“中国+N”——在中国以外多点布局，形成弹性网络。对中国而言，与其被动承受产业链外移的压力，不如主动引导这一进程，让中国企业成为“走出去”的主体，而非被跨国公司替代的对象。通过在中国内地保留总部、核心研发以及主要制造生产能力，同时在周边国家布局少量生产和装配，中国政府既能保持对企业的战略影响力，又能让企业获得海外发展空间和政策弹性。这正是把“周边命运共同体”从政治理念落到经济实践的有效路径。

中国应确立“王道”外交

从大历史的视角审视，崛起的中国需要确立一种“王道”外交哲学。“王道”不同于“霸道”——它不追求霸权，而是注重道德感召、思想传播和文化包容，主张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这种哲学与西方霸权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王道”的实践，需要“立信”和“立威”两个层面的战略自觉。立信，指的是在周边国家中建立可信赖的大国形象。这不能仅仅靠宣传，而更依靠持续的制度化合作和可预测的政策行为。中国已同周边17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共同目标，同25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信任的积累。

立威，指的是在核心利益上展现不可侵犯的意志。台湾问题、南海权益、边界争端等，在这些议题上，中国需要展示足够的战略决心和实力。军事上突破第二岛链、海巡力量对台岛周边海域的管控、对印边境的军事高压等等，都是“立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未来在东部方向，我国甚至有必要打一场“自卫反击有限战争”，以雷霆之势威胁不轨之徒，而长期无理挑衅中国主权的菲律宾可能是解放军最合适的磨刀石。

借鉴历史上秦国历经6代君主才统一华夏的经验，我们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应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周边复杂环境的挑战，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具备条件的议题上审慎推进，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保持战略定力，以长远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换取更有利的战略解决窗口。

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的深度连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一个没有单极霸权的世界里，在人工智能科技大潮中，我国既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也面临更复杂的利益纠葛。“南进北和，西润东争”的地缘策略、“中国内地+1”的经济策略、“王道”与“立信立威”的外交哲学，这些并非彼此孤立的选项，而是一个正在成形的大战略的不同侧面。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为中国赢得一个稳定、繁荣、可控的周边环境。这条路不会平坦，关键是决策层要有老成谋国的智慧、勇气和毅力。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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