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谭永昌

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两国合共签署96份协议及合作备忘录，总值逾16亿美元。官方论述中的香港角色，由“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再进一步升格做全球资本流动的“规则制定者”——这套讲法相当响亮。

警惕香港角色论述通胀

“超级联系人”这个讲法早在2014年前后已出现，意指香港凭地理与制度优势，充当连接内地与世界的中介。近两年，论述再进一步被主要官员相继引用，并且加码为“超级增值人”，强调香港不止牵线，还在过程中注入法律、金融、专业服务的实质价值。

今次特首中亚之行后，论述再攀一级，有媒体更直接称之为“超级联系人2.0版”，形容香港角色“从单纯的信息中介升级为项目撮合与价值创造者”。

12年间，香港的角色被反复重新命名，而且每一次重新命名都比上一次更进取。这条“升级链”本身值得留意，尤其是当香港的实质角色真的不断跃升，理应应该有更具体的证据支持；反之，如果论述缺乏支撑，这种持续加码的命名方式，恐怕变成“论述通胀”。

制定者还是转译者？

今次中亚之行最具份量的成果之一，是金融合作，包括项目融资机制、风险管理框架、企业管治规范等等。表面看这是香港向中亚输出制度，但细看内容及查阅相关资料，这些框架绝大部分源自国际既有标准，包括巴塞尔资本协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监管原则、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合规要求。

换言之，这些规则的原始制定机构并不是香港特区政府。香港正在做的，是凭借自身卓越且成熟的制度执行能力，将这些已经存在的国际标准转译落地到其他国家，如乌兹别克的制度环境之中。这个角色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规则转译者”而非“规则制定者”。

如何定义自身角色，实质关乎权力定位的问题。“制定者”对规则拥有话事权，但“转译者”则只是消化能力比对方成熟，担当的是“教练”的单向输出角色。

需注意备忘录转化率

“签署96份协议”这个数字听起来甚有份量，但当中只有15份属政府与政府层面，其余81份（哈萨克53份、乌兹别克28份）属商界或非政府层面。政府层面的协议，才具备较高的制度性约束力与可追踪性，而商界签署的备忘录（MOU），在法律上普遍不具强制执行力，本质上是意向声明并非合约（类似北都等商界合作MOU）。

签署MOU确实很常见。美国威廉玛莉学院旗下研究机构AidData建立的中国对外发展融资数据库，涵盖2000至2021年间逾20,000个项目、涉资逾1.3万亿美元，横跨165个发展中国家。研究发现，大量“一带一路”项目存在“隐性债务”（hidden debt）问题，令项目由“签署”走到“完工”的过程明显拖慢。2023年的报告则指出，北京近年主动为“一带一路”投资组合“去风险”，集中处理陷入困境的项目同违约风险较高的借款国。

MOU总数量越多，确实越值得肯定及鼓舞，毕竟双方在关系仍处于探索阶段时；然而，以MOU等较低的政治成本先行接触，只是非常初阶的操作，不能全以数量去衡量成果。

应设置清晰观察指标

特区政府在总结行程时提到，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在香港上市集资，借此推动全球扩张。这句话，恰恰是“超级增值人”这套叙事之中，唯一提供了具体、可日后验证的方向。不妨继续设立一些清晰的观察指标，例如，未来半年至一年内，究竟有多少间随团访问中亚的企业，真正在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这些数字将会比任何宏观论述，更诚实地反映这次出访的实质转化率。

在目前，有一个更诚实、也更有用的描述，是香港现阶段最擅长做的事，或许未必是“制定规则”，而是将复杂的国际规则，转译成其他人听得明的语言、在地用得到的制度。这个角色一样重要，也值得被认真对待。

或者这样问，香港有没有在一个仍然规则空白的领域，率先落笔、率先承担试错风险，写出一套让其他人跟随的规矩？

作者谭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系学生，关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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