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6月中旬，太古城一对母女在短时间内相继离世，为整个城市带来沉重震荡。事件发生后，社会迅速聚焦于制度层面：危机评估是否足够？部门之间有否失误？程序是否存在漏洞？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若讨论仅止于制度责任，我们或许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处于最脆弱的时刻，制度是否真的“接住了他”？

创伤延迟性挑战现有危机介入模式

作为社工学生，我们在训练中不断被提醒：评估风险（Risks Assessment）、转介服务（Referral）、启动跨专业合作（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都是危机介入的核心步骤。然而，太古城的悲剧提醒我们，专业介入若只停留在“完成程序”，而未能建立持续关系，支援便可能流于片段。创伤从来不是一次会面、一份评估表可以理解，更遑论处理。尤其当事人是年幼儿童，面对突如其来的丧亲经历，其情绪反应往往具有延迟性与隐蔽性，短期稳定并不等于真正安全。

精神健康的其中一个关键特征，是其“非即时性”。很多人在重大创伤后，初期可能表现冷静甚至功能正常，但情绪崩溃往往在数天、数星期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出现。这正正挑战现时以“即时风险评估”为主导的服务模式。若支援在危机初期结束，而缺乏后续跟进与关系承接，高风险个案便可能在制度缝隙中再次下沉。

家庭缺乏沟通容易演变成冲突

这种“有服务但无陪伴”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极端悲剧中。在最近的青衣城父子持锯冲突事件中，我们同样看到家庭关系在长期压力与情绪困扰下失衡。据报儿子有情绪病纪录，事件最终演变为公开暴力冲突。这不仅是治安问题，更反映出精神健康支援未能有效渗透家庭日常生活。当情绪问题长期未被承接，家庭便容易成为压力累积与爆发的场域。

同样地，“非常父母”衍生的“Save Lily”争议，亦揭示亲职能力与儿童福祉之间的复杂张力。制度需要在保障儿童安全与尊重家庭自主之间取得平衡，而社工与心理健康专业正正位于这个张力的前线。从社工学生角度看，这不只是法律或福利分配问题，而是如何评估父母的情绪稳定性、压力承受能力及实际照顾能力。儿童的需要不只是生存，更包括安全感、稳定依附与适切发展环境，而这些都高度依赖照顾者的精神健康状态。

此外，广州有父亲怒骂儿子“不讲粤语就不配做广州人”的事件，表面是文化认同争议，实际上却是一种家庭压力的投射。当家长将焦虑转化为指责，亲子关系便容易进入对抗状态。这提醒我们，文化传承并非透过责备实现，而是建基于关系与日常互动。同样地，当家庭缺乏情绪支持与沟通空间，无论是语言、学业还是行为，都可能演变为冲突。

依赖制度分工却低估陪伴力量

综合这些事件，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问题并非单一制度失效，而是家庭、精神健康与社会支援之间出现系统性断裂。香港长期面对的，是结构性压力对家庭功能的侵蚀，长工时、高生活成本、教育竞争与跨代照顾责任，令不少家长处于情绪透支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家庭自行承担全部照顾功能，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因此，将家长精神健康视为“私人问题”，已不再可行。作为社工学生，我们更应理解，家庭从来不是孤立单位，而是需要被支援的系统。母婴健康院、学校、社区中心甚至职场，都可以成为早期识别与介入的入口。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服务”，而在于服务能否主动接触、持续跟进，并与家庭建立信任关系。

在青少年层面，校园欺凌问题亦反映同样结构。低通报率并不代表问题轻微，而往往意味着学生对制度缺乏信任。当求助成本高于沉默成本，学生自然选择不说。作为未来的社工，我们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处理个案，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让人“敢于求助”的环境。这涉及创伤知情介入、复和实践，以及对关系安全的重视。

从宏观角度看，香港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制度与专业分工，却低估了关系与陪伴的价值。当服务被切割为不同部门与程序，个案便容易在转介中流失。制度可以高效，但人却可能被遗忘。这并不代表制度不重要，而是制度需要重新设计，让“陪伴”成为可能。例如建立长期个案管理机制、加强跨部门持续跟进、发展社区支援网络等，都是让支援从“一次性介入”转向“关系性承接”的关键方向。

太古城的悲剧提醒我们，在最脆弱的时刻，人需要的不只是服务，而是有人留下；不只是评估，而是被理解；不只是制度，而是关系。对准社工而言，这不仅是一宗新闻事件，更是一个专业提问——当制度完成它的角色之后，我们是否愿意多走一步，多留一会，真正陪一个人走过最困难的时刻？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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