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游．杏林｜谢文华医生

生命无价也无常。生老病死，从来都是自然世界的乐章。医护人员的“天职”是甚么？拯救生命？容许笔者带大家走进这份“天职”的核心──以同理心减轻患者痛苦，以病人的最大利益与安全为首位，坚守专业与伦理。读者可能会反问，不就是救人吗？何以说得这么复杂？我们不妨先了解何谓病人的“最佳利益”。

《香港注册医生专业守则》中列明，医生提供医疗服务时，必须从病人的最佳利益出发。当发生意外，医护全力抢救伤者，这情况下，积极治疗不容置疑是病人的最佳利益。但假若一位癌症病人在具有精神行为能力时，已清楚表明不愿在癌症末期、病情不能逆转时被插喉、靠仪器续命，那么“坚持救人”还是否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呢？

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止于拯救生命，更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份专业责任，不单靠拯救生命去衡量，更包含在病者不同的疾病阶段，适切调整治疗方案，陪伴病人走过疾病末期，纾缓疾病带来的痛苦，让患者安宁地走好这趟最后的生命旅程。医护人员专业地评估病人的选择，尊重病人的选择，帮助病人完成他的选择；这，也是一种关爱。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7月31日正式生效，为设定、撤销、执行“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提供法律框架，相较现行普通法，条例为订立者及施救者提供更大法律保障。过去30多年，笔者见证着香港纾缓治疗服务发展，时至今日乐见新条例落实，实在是本港晚期照顾服务的重要里程碑。

其实“预设医疗指示”由来已久，亦见证病人及家属对临终医疗决定的了解有所增加，可是，仍有部分市民存有误解，例如认为指示有如“催命符”，误会签署文件等于放弃病人，加速病人步向死亡。笔者希望大家明白，订立法律文件的目的在于尊重病人自主，以及把病人身心可能承受的苦楚、对病人可能造成的尊严损害减至最低。

在陪伴患者订立指示的过程中，医管局一直秉持“慎入、易出”原则，即是订立指示过程严谨，撤销则相对简单。透过设立严谨门槛达至“慎入”效果，此举并非刁难患者，而是希望保障订立者的真实意愿，订立过程亦须经过多次商讨，也会邀请家属一起参与。

订立人必须为具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并需在不少于两名非利益攸关的成年人见证下签署指示，其中一位见证人必须为注册医生，并须向订立人清楚解说指示的性质。预设医疗指示可适用于末期疾病、持续植物人状况与不可逆转的昏迷，及其他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订立者可拒绝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机等维持生命的治疗，但不能拒绝基本照顾与纾缓治疗。至于“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亦要求两位医生签发，其中一位必须为专科医生。

至于“易出”，顾名思义，撤销指示方式相对简单，当患者改变主意时，只需直接撕毁文件，或注销每一页并在每页签署作实，又或口头向一名成年见证人表达等，便可随时撤销指示。只有具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撤销自己订立的指示，医护人员、亲人、同居者、监护人、朋友等，均不可推翻有效的“预设医疗指示”。

对于病人的治疗方案，以至是否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患者与家人可能持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所以，医管局鼓励有意签署的患者及早与家人沟通，表达意愿，达成共识。如若无法达成共识，只要指示合法有效，而病人已失去精神行为能力，且符合先决条件，又非因意外事件，例如不是突发车祸等意外，医护人员便有责任执行指示或命令。倘若有任何疑问，均以救人第一。

笔者犹记得一位患末期肺癌的张伯，他已78岁，张伯自知生命有限，只希望安然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于是表达了拒绝心肺复苏术的意愿。张伯的子女非常不舍，只希望张伯能积极面对。张伯却不讳言生命快到尽头，只愿走得安宁。大儿子为表孝心，表示会尽力把张伯的后事处理得“好好睇睇”。在轮椅上的张伯深情地说：“你们想对我好，就要现在做，我死了之后，甚么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在张伯身旁的子女们顿时泪流满面，也终于深深明白父亲的意愿，并支持张伯签署预设医疗指示，当心脏停顿时，能够安详离开。

张伯让笔者深刻体会，预设医疗指示从来不是一份冷冰冰的文件，而是承载着患者与家人之间最深刻、最温暖的爱。尊重别人的选择，也是一种爱；尊重病人的预设医疗指示，用专业守护病人生命的完整，也是医护人员的天职。

作者谢文华医生是医院管理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

“园游．杏林”栏目由医管局医护人员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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