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区汉宗

黄浦江畔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技术成果的秀场，更是一场关于未来秩序的无声博弈。当29国共同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当中国从技术的“追赶者”转向“公共产品提供者”，一个清晰的信号被释放：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格局，正在被重新书写。

警惕技术背后的不平等

最危险的落后不是没有芯片，而是无法参与制定规则。如何定义安全、解释伦理、划定市场门槛，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实则关乎国家命运与文明走向。历史已经展示了门罗主义及其各种变形的危害，今天，我们必须警惕“AI门罗主义”——那种将人工智能视为西方发达国家专利的隐性霸权。

国际规则使全球南方面临历史不公的延续，这绝非危言耸听。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还是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底层逻辑都深深植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与利益诉求。它们将隐私、透明、问责与人权置于治理核心，表面上看似普适、中立，实则掩盖了西方在技术、标准与市场层面的主导地位。

这种主导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过“规范外溢”机制被制度化。欧盟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与严格的法规，迫使非欧盟地区在设计产品与制定规范时不得不考虑欧盟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在资料保护、演算法审计等领域，西方国家的国内法悄然转化为全球实际标准。而全球南方由于资源与能力不足，往往成为被动的接受者。更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叙事通过“资料殖民主义”等形态，将特定的现代化模式普遍化、规范化，使全球南方从需求到生产都被限制在西方的框架之中。这种惯性不仅影响了发展路径，更塑造了人们理解和讨论发展的思路，形成了一种认知上的依附。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全球南方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人工智能为医疗、农业、教育等领域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结构性挑战持续存在，限制了技术效能的发挥。根据斯坦福大学《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尽管非洲和拉美地区在基础教育电脑科学教育覆盖率上进展显著，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国家中，全球南方在核心技术研发、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方面依然严重依赖西方。经济层面，全球南方处于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工不平等、核心技术被少数西方企业垄断的困境；政治与治理层面，则面临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规则、治理碎片化的难题。

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长期形成的依附性结构。拉美学者曾尖锐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人工智能视为摆脱欠发达、追赶西方的工具，却忽略了社会本身关于发展与落后的概念问题。也就是说，全球南方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设定的“发展=技术引进+制度接轨”的公式，而未能立足于本土问题构建自己的技术路线。结果就是，即便有了应用场景的爆发（如肯尼亚M-Pesa移动支付的成功），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力，因为底层架构、资料主权与规则制定权依然掌握在他人手中。

中国正成为“规则宣导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黄浦江畔释放的信号显得尤为珍贵。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全面切入工业制造、公共服务等实体经济场景，这不仅是技术实力的体现，更是发展模式的一种验证。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尝试将自身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29个国家的共同签署，标志着一种新的多边共识正在凝聚：“规则共建”与“开源普惠”成为超越传统大国博弈的全球共识。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又具备了与西方在技术、资本、制度层面抗衡的综合实力。在法律与政策层面，中国强调技术主权、风险治理与包容性增长的平衡，既不像欧盟那样过度监管抑制创新，也不像美国那样放任资本导致寡头垄断。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通过对话合作缩小智慧鸿沟，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这种立场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选择——一种更加注重发展权、更加兼顾安全与效率的治理路径。

全球南方不能站在规则之外

作答时代之问的起笔应该是：人工智能要真正成为世界的，全球南方就不能站在规则之外。这无疑是准确的诊断。但如何才能真正走进规则内部，甚至参与书写规则？这需要全球南方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必须打破西方叙事的垄断，构建自主的AI伦理与发展话语。全球南方不应仅仅满足于应用西方的技术和遵守西方的规则，而应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提出关于“什么是好的AI”、“AI为了谁”的独特见解。例如，非洲联盟发布《非洲大陆人工智能战略》，强调以非洲价值观和本土需求为导向，这就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只有形成多元的叙事，才能避免全球治理被单一标准绑架。

其次，通过区域协同与南南合作，将发展诉求转化为制度力量。单个南方国家力量薄弱，但区域集体的谈判能力不容小觑。东盟、非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可以在资料跨境流动、算力共享、技术标准互认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区域性的规则网络，进而在全球谈判中增加筹码。同时，借鉴中国在政策引导、市场培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全球南方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平台，开展能力建设与技术转移，逐步弥补数位鸿沟。

再次，重视技术主权与基础能力的建设。规则制定权归根结底源于技术实力。全球南方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减少对西方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基础大模型）的依赖。这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在开放合作中保持自主性，确保在关键领域有替代方案和议价能力。

最后，积极参与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与新机制的创建。全球南方应更主动地在联合国、WTO、ITU等平台上发声，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议题的设置向发展导向倾斜。同时，支援像“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样新兴的多边机制，使其成为反映全球南方诉求、平衡西方主导力量的重要一极。

让AI成为文明的桥梁而非鸿沟

人工智能向善，必须先有向善的规则。这个“向善”，不应由西方单独定义，而应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技术一旦被少数国家或集团垄断，就可能沦为控制他国的工具。从殖民时代的枪炮舰船，到数位时代的演算法霸权，权力的形态在变，但不平等的结构若隐若现。今天，我们站在百年变局的关口，人工智能究竟是加剧南北鸿沟的催化剂，还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取决于当下的选择。

中国在上海发出的信号，是全球南方觉醒与团结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技术的未来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人类共同书写的篇章。全球南方不能也不应站在规则之外，唯有主动参与、积极建构，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世界的AI”，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文明问题。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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