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立法会议员在委员会和公开会议的发言表现再次引起社会讨论。据传媒统计，本届立法会首七个月的公开会议中，发言次数最少的议员明显低于整体平均水平；有议员更在多个委员会录得零发言，当中甚至包括自己担任副主席的委员会。部分议员解释是因为其他人已表达了相近意见，也有人表示不应该为了发言而发言。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亦撰文回应，指有关报道容易令公众误解，强调议员表现应重质不重量，又说会议以外的书面质询、约见官员、实地视察和地区服务等，同样属于履职的一部分。

这些说法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其实都在把“议员是否履职”的判断权，慢慢收回到议员自己手上。避免重复，由议员自己判断；工作报告，由议员自己书写；会议外沟通，由议员自己陈述；何谓质素，也由议员自己定义。

公众原本可以依据发言次数、质询纪录、会议表现等客观指标作判断，但这些指标却被说成不重要，只以议员自己的说法作准。如果连外界都不能再用共同标准评价议员，那么所谓问责，还剩下甚么？

担得议员之名
须行议员之实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议员这个角色本身的定义。立法会议员是民意代表、代议士，由不同选民群体选出，代表人民议决政事。

“议”字的原意是商议、讨论、评议，指提出意见，在集体中辩论和决定；“员”则是成员。“议员”二字，字面上就是参与议事的成员。而“议会”一词源自Parlement，再上溯至Parler，原意正是说话与商议。议会制度的核心，是透过发言、协商和表决作出公共决定。既然这个名称把职能直接写进了名字里，那么名为议员，就应当议事。若连议都不议，这个名称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人说，议员也做了许多会议以外的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真正的争议不在于议员有没有工作，而在于其他工作可以替代核心职能吗？不妨设想一个类比，我们不会接受一位老师说：我这学期没有上课，但我有改簿、见家长、出席校务会议，所以我已完成教学职责，是一个好老师。这些工作确实存在，也确实需要，但它们是教学的延伸，不是教学的替代品。教学之所以为教学，核心在于上课；议政之所以为议政，核心在于议事。

按照同样的道理，书面质询、约见官员、地区视察，这些都是议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不能反过来取代议事场合中的议事，因为后者才是议员这个角色最不可被替代的职能。如果一个角色的名称已清楚说明其职责，而这件事长期没有发生，社会对其提出质疑，就不是苛刻，而是对其角色所要求的合理问责。

“已有人代我讲”
不能成为沉默理由

当然，议会不是演讲比赛，议员也不必为了发言而发言。若前面已有人充分表达了同样观点，避免重复、节省时间，在个别会议中是可以理解的安排。有议员解释自己未能抢到较前的发言顺序，也有议员指党友已表达了党方立场，所以自己不发言，这些说法都可解释某一次会议的具体情况。

但细看就会发现，“不重复发言”、“抢不到发言顺序”、“党友已经讲过”——其实是同一个逻辑的变奏，就是“已经有人代我讲了”。而这个逻辑有一个致命的延伸性，它不仅可以解释某一次沉默，更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一次沉默，因此也就使长期的沉默变成顺理成章且合理的事。

可是，就算意见相近，也不代表不需要再说。议员各自代表不同选民、不同界别、不同社群。若多名议员都提出同一诉求，反而更能证明这件事并非个别人的偏好，而是具普遍性、甚至具逼切性的公共问题。重复本身，在代议政治中是有价值的，它能够告诉社会，这个诉求不是孤例，而是共识。

所以，议员另外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在相近立场之中说出不同意义，避免沦为空泛重复。这正正要求议员具备能力、判断与智慧，把自己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独特关切、优先次序、细微差异讲清楚。如果因为怕重复便干脆不发言，那就不是在节省时间，而是直接放弃了代议士最核心的职责。

因此，关键就不在于“有没有人说过”，而在于“我有没有把自己代表的市民需求说清楚”。每一名议员进入议会，不只是代表自己，更是代表其选民、界别或社群，即使立场相同，议员也要考虑自身代表群体的关切是否已经被清晰表达。

再进一步说，如果每个人都说“已经有人讲过”，最后可能就只剩一两人发言，其余则全部沉默，那这种模式还算是代议制吗？“不抢发言顺序”可以是策略，但不能因此豁免职责；“党友已先发言”可以是分工，但不代表不用再承担民意代表责任。

发表工作报告
不能代替公开议政

至于呼吁市民查阅工作报告，当然有其价值，但不能因此便漠视社会对议员公开议政职责与质素的基本要求。工作报告与会议发言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媒介：前者是议员自我整理的履职摘要，后者是议员在公开议会场域中的实际表现。两者应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若只强调“请看报告”，却回避公众对会议发言、质询和辩论的观察，便等于把本应公开接受检视的议政责任，转化为事后由议员自己书写的成绩表。

“会议外沟通没有呈现在镜头前”的说法，也循着同一逻辑。会议外沟通固然有价值，但它所能说明的，只是议员在镜头以外做了多少事；它不能因此自动成为对公开零发言的充分辩护。因为议员是公共代表，不是仅靠私下联系便算尽责的说客。

工作报告和会议外沟通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外界很难直接核实，只能依赖议员自己的陈述。当可供公众检视的指标愈来愈少，问责就会愈来愈依赖议员自说自话。

“重质不重量”
不能用以反驳审视量

在所有辩解之中，“重质不重量”听起来最有说服力，实际上也最需要警惕。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议员发言虽然少，但每一句都有份量。但没有足够的发言作基础，外界根本无从判断所谓“质”是否真的存在。一次发言可能只是偶然，三次发言仍未必看得出全貌；但如果在多个委员会长期零发言，连最基本的参与都看不到，公众便没有依据相信其质素真的有被体现。

正因如此，量之所以值得审视，不是因为公众迷信数字，而是因为在质素无法被直接看见、也未被具体说明之前，量至少是一个可供检验的起点。它未必完整，但至少可比较、可追问。若连这个起点都不准讨论，所谓“重质不重量”就只剩口号，而不是标准。

因此，当“重质不重量”被用来反对审视量，而质又始终没有被具体说明时，这个说法的真正效果，只是平空移除公众评核议员的门槛，让外界更难判断议员有没有尽责。

沉默可以有策略
但不能成为特权

一个角色之所以成立，靠的是名称与实质能够对应。名为议员，就应当有议员之实；名为代表，就应当承担代表之责。长期零发言，却仍然说自己已经履职，这本身就是名实不符。如果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角色名称所指向的职能长期脱节，那么问题就不是外界的标准太苛刻，而在于这个角色本身出了问题。

再从问责的角度看，责任最终还是要看后果。如果代表者长期沉默，令选民的声音无法在议会中被有效呈现，那么这个后果，就很难再用“我有做其他事”来完全抵消。因为那些“其他事”无论多有价值，都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最重要的议事场合，他所代表的市民的声音没有被听见。代表者的责任，终究要体现在他是否真的为所代表的市民带来了可见的影响。

所以，议员不是只要有“做了很多工作”便已足够，而是要在议会内对所代表的市民发声，并承担相应责任。沉默可以是策略，分工也可以存在，但都不能成为不发声的理由。

说到底，公众并不是要求每位议员每分钟都滔滔不绝，也没有以“讲得多”作为唯一标准。但当议员在多个会议场合长期零发言时，社会自然会追问，你究竟有没有真正代表选民？有没有真正参与审议？有没有真正承担责任？

一个不议事的议员，还算不算是“议”员，不是修辞问题，是制度问题。若原本可供公众检视的议政责任，每一项都被说成只有议员自己才知道的工作，外界即使想判断，也再没有共同依据。到了那一步，受损的不只是个别议员的形象，而是整个代议制度的可信度。

议会可以包容慎言，但不能接受把沉默当成履职；议员之间可以分工，也可以避免重复发言，但绝不能放下自己所代表的市民，因为这才是代议士的根本责任。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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