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赖泳恩

JUPAS联招放榜前夕，网上爆出一宗极具争议的家庭风波：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因要求父母资助约130万港元赴英留学遭拒，愤而在网络论坛“公审”父母，并以“价钱好合理”等理由为自身诉求辩护。事件迅即引发全城热议，网民几乎一致批评此等“啃老”行径。讨论父母应否支持子女出外留学之前，首先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这名学生所追求的，究竟是真正的求学机会，还是对“异地生活”的想像与向往?

留学或是对英国生活方式的浪漫想像？

香港作为全球教育枢纽，其高等教育水平长期位列国际前列。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香港拥有五所百强大学，学科覆盖广泛，学历认受性极高。反观英国，虽有牛津、剑桥等顶尖学府，但在精英阶梯之外，大量二、三线院校的教学质素参差，其“含金量”与“成本效益”均存极大疑问。

以涉事学生提出前往利兹（Leeds）升学为例，其理由是避开伦敦等学费与生活成本高昂的地区，再以先修“基础课程衔接学位”方式降低整体开支。此安排本质上已反映出在个人成绩与财务条件限制下的次优选择。利兹只有三所大学，其中，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为唯一进入QS全球排名的院校，位列第77名。利兹贝克特大学（Leeds Beckett University）及利兹三一大学（Leeds Trinity University）则均未见于QS排名。在此背景下，本港拥有多所国际知名学府却未被纳入考量，反而选择到英国利兹升学，难免令人质疑其动机是否真属“升学规划”，抑或更接近对英国生活方式的浪漫化投射。

海外留学不是唯一的“翻身”途径

该名学生的第二层迷思，在于其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仿佛在文凭试受挫后，唯有依靠父母资助赴英方能“翻身”。然而，笔者自身的学经历正好否定此种单一思维。当年笔者应考香港高级程度会考，成绩未如理想，只能修读副学士课程，其后凭努力衔接至香港城市大学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联办的衔接学士学位。毕业后投身职场，全职工作，以自身劳力累积储蓄，再成功考入城市大学法律博士课程，最终成为执业律师。本港其实有大量相似例子：年轻人靠自身努力、循序渐进完成学业与职涯发展，而非将“海外留学”视为唯一的“翻身”途径。

从家庭财政角度审视，父母拒绝资助并非“守财”，反而展现出理性的风险管理。根据本港银行近年发布的“全球生活质素”及“世代差距”调查，香港家长为子女支付国际教育的庞大开支，已严重侵蚀其退休储备，相关比例远超健康水平。对许多中产家庭而言，130万港元绝非小数目。调查亦显示，逾六成受访者已预期退休后不会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援。当代父母深知，若为子女的“海外教育梦”掏空老本，将使自身在医疗与长期护理等晚年保障上承受沉重风险。

父母的拒绝不是对教育的“吝啬”

另外，涉事学生的言行，则反映出“极度自我中心”与“权利化”的心态：他将父母的资产视为自己理所当然应得的“权利”，而非父母基于爱与能力所作出的“选择”。坊间因此形容其行为为“啃老当提款机”。此现象绝非偶然，本港中产父母普遍奉行“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自子女年幼起便提供密不透风的物质供应与保护网，补习、游学、兴趣班从不间断。长期的“过度保护”使部分子女将“需求”与“权利”混为一谈，忽略金钱是父母以劳力换取的血汗结晶。当供给首次受阻，他们不懂得体谅，反而以“公审”方式进行情绪勒索，将家庭关系工具化，折射出年轻一代在责任感与界线感上的严重匮乏。

父母的“拒绝”，不应被视为对教育的“吝啬”，反而是一剂苦口良药，逼使年轻人从不切实际的“英国梦”中醒来。香港的教育机会从不匮乏，真正缺乏的往往是脚踏实地、自我负责的心态。与其让父母的晚年成为子女留学梦的陪葬品，不如让年轻人先在香港这片土地接受历练。唯有如此，他们日后手中的学历，才真正具备无可取代的份量。

作者赖泳恩是执业律师，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上诉委员会（房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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