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宇翔

世界杯的绿茵场，亦是政治的疆场。克罗地亚（Croatia）在2018年世界杯获得亚军，仅负予法国，令世界球迷惊艳。克罗地亚独立建国仅仅27年，经历血腥的南斯拉夫内战后，克罗地亚却在短时间内迅速重建，与斯洛文尼亚同样跻身于人类发展指数前列的国家，经济表现在前南斯拉夫诸国中名列前茅。

当足球承载民族荣辱与政治心灵

克罗地亚人口仅四百多万，足球上却延续了南斯拉夫时代“欧洲巴西”脚法幼细、组织严密的风格，曾于1998年世界杯夺得季军，阵中主力多出身于前南斯拉夫足球体系。相比之下，同为前南斯拉夫龙头的塞尔维亚足球却江河日下，在2018年世界杯未能晋身十六强，在小组赛阶段便行人止步。足球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民族象征，足球成就成为克罗地亚摆脱内战阴霾的重要象征，重新站立于欧洲国家之林。

问世间，球为何物？直教男儿生死相许。英国利物浦名帅比利．香克利尝言：“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

足球有历史缘由的球会大战被称为“德比”（Derby），因为地理、历史因素而成为注目大战，球员与球迷都分外眼红，球场上火爆非常，因此德比战常是国家焦点，更是地域矛盾的体现。无他，足球场上的恩仇，亦是颜面所系，对不少球迷而言，球门洞开犹如城门失守，皆为耻辱，英超联赛、西甲联赛都有这样的大战，每每掀动球迷的政治心灵。

足球之所以被赋予高于生死的意义，在于其承载了族群认同与民族荣光。1969年，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与宏都拉斯，更因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的结果而发动战争，名副其实，足球有时甚至演变成真正的战争。

足球的政治
政治的足球

世界杯成为政治的沙场，同样涉及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恩怨，6月22日小组赛瑞士对决塞尔维亚的比赛，塞尔维亚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的恩怨，牵动过去的种族清洗问题。代表瑞士的两名科索沃裔球员沙卡（Granit Xhaka）和沙基利（Xherdan Shaqiri）分别进球时，双手放在胸前，大拇指交叠锁住，其余的手指向上，露出“阿尔巴尼亚双头鹰”的手势。科索沃的主体族群是阿尔巴尼亚人，“双头鹰”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象征，科索沃战争期间曾发生针对阿尔巴尼亚族群的大规模迫害与驱逐，不少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因此流亡或移居瑞士，其中包括两人，以及瑞士队友列治史迪拿（Stephan Lichtsteiner），还有克罗地亚中场主力拉杰迪（Ivan Rakitić），也曾长期旅居于瑞士，效力于瑞士球队巴素利（FC Basel）。

科索沃裔瑞士球员的政治表达最终遭国际足协罚款，沙卡和沙基利开罚一万瑞士法郎（约一万美金），而列治史迪拿则被罚款五千瑞士法郎（约五千美金），反映足球绿茵场被寄托集体意识与政治符号，成为集体记忆与政治认同的竞逐场。克罗地亚足球亦曾成为族群对立的象征，前南斯拉夫时代，境内两支劲旅贝尔格莱德红星（Red Star Belgrade）、萨格勒布戴拿模（GNK Dinamo Zagreb）分别是今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首都强队，分别代表两个民族的荣光，都是前南斯拉夫联赛的劲旅，两强相遇，“德比”（Derby）场内、场外都火花四溅。

1990年南斯拉夫在崩解前夕，两强对战更被赋予更多的种族意义，比赛爆发球迷骚乱后，南斯拉夫警察追打戴拿模球迷，奇怪的是，戴拿模队的克罗地亚人球星、中场名将博班（Zvonimir Boban）却飞脚踢向警察。此一画面后来成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被视为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联邦决裂的象征，博班更因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并因此被禁赛，无法代表南斯拉夫参加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独立后的足球风华

前南斯拉夫足球体系中，不少进攻型球员来自克罗地亚，独立数年后的1998年世界杯，这一代球员代表克罗地亚出战，博班就以中场大脑兼队长的角色，带领克罗地亚夺得世界杯季军，为战后克罗地亚社会带来重要的集体荣耀感。无独有偶，时隔二十年，在2018年世界杯获金球奖的卢卡．莫迪历（Luka Modrić）与博班相同，也是中场大脑兼队长，带领克罗地亚大放异彩，获得世界杯亚军，也形成某种历史承传。

2018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球员，都成长于战火连天的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在战争环境下仍坚持足球训练与发展，甚至不少球员当年都要远走他乡，以避战火，在异乡的排斥与困境中成长，例如中场球员拉杰迪就远走瑞士。留在国内的球员亦要在战火里惶恐不可终日，但最终都成为独当一面的球星，效力于欧陆劲旅，莫迪历就曾效力皇家马德里，拉杰迪亦曾是巴塞隆拿的球员，都能跻身欧洲顶级球会之列。正因这些沉重历史背景，足球成就更具象征意义，让克罗地亚人感慨万千，卢卡．莫迪获得世界杯金球奖这项个人最高荣誉时，曾与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激动相拥，也许眼泪里蕴含的，就是国家的荣光，更是多年国家苦难凝聚而成的复杂情感。

足球是政治棱镜

足球史上有名的打吡往往源于历史因素与地缘政治，将新仇旧债投射到球场上，一决雌雄。英国的顶级联赛就曾有“玫瑰战争”打吡（Roses rivalry），列斯联与曼联的对决。这两支传统球队的对决被后人赋予中世纪历史记忆。列斯联所在的约克郡（York shire）便是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发源地；曼联则位处包括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大曼彻斯特区内，即约克家族宿敌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的所在地。

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徽记，兰开斯特家族则以红玫瑰为徽记，两族在中世纪为争夺王位而鏖战数十年。后世球迷往往将两地竞争追溯至中世纪玫瑰战争的历史记忆，列斯联与曼联球场相会，球衣依旧分别以白、红为标志。两队相会，分外眼红，红白球衣往来之际，踢法硬朗甚至粗野、火花四起，六十年代列斯联球员布蓝拿（Billy Bremner）便有“十石重的有刺铁丝网”（Ten stone of barbed wire）之号，另一名队友诺曼．亨特（Norman Hunter）则人称“咬你的脚”（Bites Yer Legs），绿茵场上火花四溅可想而知。

两队球迷文化素以悍斗闻名，因而臭名远播，承接两地竞争的历史想像，列斯联、曼联两队对垒，例必以球迷骚乱“庆贺”告终，两队的球迷组织－列斯联服务帮（Leeds United Service Crew）、曼联红军（Red Army）常在球场外两阵对圆，啤酒加上赛果常使两队球迷组织双方互相扭斗，挂彩受伤司空见惯，因此成为英国最为知名的打吡。

国家德比生死斗

越过不列颠海峡，跨越比利牛斯山脉，西班牙足球国家打吡（El Clásico）皇家马德里对决巴塞隆拿，同样具有浓厚的政治、历史脉络。中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半岛不同王国与地区形成差异鲜明的政治文化传统，马德里所处的卡斯提尔王国（Kingdom of Castile），与巴塞隆拿的加泰隆尼亚地区所处亚拉岗王国（Kingdom of Aragon）有相异的宗教传统，马德里是天主教正统派的大本营，加泰隆尼亚则是异端纯洁派（Catharism）的避难所，两者语言、文化传统大异，统一之后两地也常有冲突，族群矛盾尖锐。马德里是西班牙的政治中心，巴塞隆拿则是西班牙的经济中心，国家打吡因此被寄托了历史、地域与身份认同意义，代表卡斯提尔以及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矛盾。

在传统叙事中，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执政期间，两支球队更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味。加泰隆尼亚曾积极参与反佛朗哥政权的运动，佛朗哥政权与皇家马德里的关系，长期被加泰隆尼亚民族主义叙事视为中央权力与地方身份冲突的象征。为打击加泰隆尼亚人的气焰，迪史提芬奴转会争议长期被视为两会恩怨的重要节点，却因为佛朗哥的介入，一波三折下，反而加盟死敌皇家马德里，因此多次领军击败巴塞隆拿，为两会恩怨增添新的历史记忆。

然而，在长年承受批评之下，皇家马德里在2023年发表影片，反击巴塞隆拿历年指控他们向独裁者献媚。反过来批评巴塞隆拿受已故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保护。影片播出以往一些历史片段，指巴塞昔日让佛朗哥成为荣誉会员，得以3次从破产边缘中，透过财政与土地安排协助，又指在佛朗哥统治期间，巴塞曾8次获得联赛冠军，而皇马在这段期间花了15年才重登联赛宝座。

历史记忆总是不断被挪用，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时至今日，皇家马德里与巴塞隆拿依旧对抗激烈、冲撞频生，绿茵场上更成为加泰隆尼亚球员宣示独立主张的舞台，主张加泰隆尼亚独立的巴塞隆拿球员碧基（Gerard Piqué）更多次在国家打吡中被皇家马德里球迷喝倒采，西甲赛场上的两队的胜负，仿佛统一与独立两种政治想像的较量，球门仿佛两种政治认同的象征边界，代表双方政治立场的成败。

足球之所以能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正因其经常成为历史记忆、地域认同与民族情感的投射场域。

作者黄宇翔是香港媒体人，曾获2025年亚洲出版协会卓越评论奖、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文章原刊于黄宇翔所著《足球政治经济学——球坛霸权兴衰的源代码》，《香港01》获授权转载。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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