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杜溪桥

近年来香港城市治理步伐明显加快，政府相关部门陆续推出多项民生新政，初衷都是好的，但有的推进过程中出现投入成本高、治理成效有限、社会争议持续发酵等问题。梳理背后根源，核心在于施政资源投放次序有待重新审视：政府在细碎公共秩序管控上集中发力、推进节奏偏快，而住房、医疗、安老等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民生短板获得的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公共资源分配出现轻重失衡的问题。

细数有关民生新规，普遍存在前期统筹规划不足、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执行方式缺少弹性的共性问题。

其中社会反响最大的垃圾分类征费政策，因全港回收硬件配套不完善、民间反对声音强烈，政府决定暂缓推行，多年持续投入的行政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减废成果，是资源投入与治理产出不匹配的典型案例。巴士乘客强制佩戴安全带规管，实施不足两周，便因社会普遍反应强烈而暂停执行，此前立法修订、公众宣传、一线执法筹备投入的各类资源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最近的狗只准入指定餐厅政策落地，同样面临本地环境与民意层面的阻力，目前最新已有48间参与计划的餐厅因顾客接受度不足选择退出，长期社会接纳度与实际治理成效仍需持续观察评估。

城市公共行政资源总量有限，高效务实的城市治理，核心在于分清需求层级、优先保障刚需民生。上述提到的民生政策，更多属于优化城市生活品质的中长期治理举措，并非基层市民当下最迫切的生存需求。香港积累多年、长期未能妥善解决的硬核民生难题，才是公共资源重点倾斜的治理主战场。

比如说居住环境恶劣，大量低收入家庭最基础的安居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公营医疗资源紧张，基层市民小病拖延加重、慢性病覆诊难成为常态。私人住宅租金长期处于全球高位，多数家庭收支紧绷，难以积累储蓄，青年置业亦难以实现。安老服务供给缺口同样突出，大量体弱长者只能居家养老，缺少专业长期照护支持。

需要厘清的是，完善住房、医疗、安老等兜底民生保障，与优化环境卫生、道路安全、消费业态的精细化城市治理，二者并非互斥对立的选择。长远来看，完善各类公共规管同样能够提升整体城市生活品质。近年多项新政引发社会争议的核心矛盾，不在于政策本身没有价值，而在于底层民生短板尚未得到有效纾解的阶段，有限公共资源被分散投放，两类治理领域均难以取得理想成效。

立足香港现实，合理的施政安排，应当对不同类型治理工作分阶段、分资源有序推进，应建立清晰的民生需求分级逻辑，坚持删减低效繁琐规管、集中资源补齐民生核心短板。

笔者建议政府可配套建立三项实操制度：第一，设立跨部门民生政策评审小组，制定量化评估清单，从受影响市民规模、民生紧急程度、配套设施完备度、资源投入成本、民意接受度五大维度打分，低分值精细化规管政策延后推行，优先落地安居、医疗、安老等高刚需项目；第二，推行政策配套前置门槛制度，环保、交通、公共卫生类新规，必须完成硬件铺设、市民与商户适配指引、过渡期缓冲方案建设后，方可全面启动执法管控；第三，落实分区试点和动态调整机制，所有新增民生规管新政先选取局部区域小规模试行、分阶段推进，适时收集市民反馈与执行数据，及时调整罚则、操作细则，评估成熟后再全港推广，避免一刀切全面强制执行。

凭心而论，本届特区政府紧抓由治及兴机遇、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特别在攻坚房屋等长久民生难题、落实多元惠民纾困举措上取得不少新突破，成绩可圈可点。鉴于具体领域的公共治理与广大市民息息相关，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出新的政策时，特别是当下正值香港制订首个5年规划关键期，应当遵循先筑牢民生兜底底线、再优化城市细微秩序的施政次序，让每一项公共资源投入都切实回应市民最迫切的诉求，真正实现施政惠民、施政利民。

作者杜溪桥是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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