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卢施予

8月6日，申诉专员宣布主动调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流动图书馆、“喜”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新闻稿提到，香港现有71间固定图书馆、12间以图书车形式运作的流动图书馆，服务112个服务站；另有两间“喜”动图书馆，以外展活动模式走访不同地区及学校，以及三个自助图书站，分布于港岛、九龙及新界。2025年，这些流动和自助服务合共录得约57.5万到访人次，借出的图书馆资料约39.7万项。单看数字，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服务。但正因为它不小，才值得认真检视。

培养阅读关乎如何分配文化资源

香港谈阅读，往往很快走向两种语言。一种是大型活动式的语言，讲书展、讲阅读月、讲打卡、讲亲子共读；另一种是教育式的语言，讲学生语文能力、阅读报告、考试表现、终身学习。这些都重要，但仍未触及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阅读首先是一种可及的日常生活。如果一个孩子住在离图书馆很远的公共屋邨，如果父母没有时间带他跨区借书，如果学校图书馆资源有限，如果家中没有稳定的阅读空间，那么“培养阅读习惯”四个字，对他来说就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城市如何分配文化资源的问题。

这正是流动图书馆和自助图书站的意义。

它们不应只是固定图书馆网络之外的补位服务，不应只是“附近没有图书馆，所以派一架车去”的行政安排。好的流动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主动走向市民；好的自助图书站，是把阅读嵌入人的生活路线。它们服务的，不只是已经爱书的人，而是那些未必会特意走进图书馆、但可能因为书就在楼下、就在商场、就在学校门口，而多拿起一本书的人。

流动图书馆服务到谁？

申诉专员公署指出，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服务站使用人次亦相当参差。位处不同公共屋邨的服务站，每年到访人次可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改善空间；“喜”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偏低。这些观察其实很实在。公共服务最怕的不是人手不足或资源有限，因为任何制度都有约束；最怕的是服务多年存在，却慢慢变成按表办事，没有再问：这个站点今天还服务到谁？这个时间表是否配合居民生活？这架车停在这里，是因为历史沿用，还是因为数据显示它真的有需要？

阅读政策尤其不能只看总使用量。57.5万到访人次当然值得肯定，但平均数很容易遮盖差异。有些地区可能供不应求，有些站点可能长期冷清；有些服务方便长者，却未必方便放学后的学生；有些位置看似合理，但实际上与居民动线相隔一条马路、一个天桥、一段难行的路。对行政系统来说，这些可能只是细节；对使用者来说，这些细节决定他会不会再来。

全民阅读不能限于“推广阅读”

如果香港真要推动全民阅读，第一步不是把口号写大，而是把服务做细。

所谓做细，不是做小，而是看见具体的人。小学生需要的是放学后可以接触书本的空间；中学生需要的不只是指定读物，也需要能让他们探索身份、社会、科学、艺术和世界的书；幼稚园学生需要亲子共读支持；少数族裔家庭需要语言上更友善的馆藏和活动；基层家庭需要的是不用额外付费、不用跨区奔波的文化资源。这些人不会自然出现在同一个政策标签之下。如果政府只是说“推广阅读”，很容易人人都包括，最后人人都不够精准。

流动图书馆、“喜”动图书馆和自助图书站，正好可以成为一个更细致的阅读公平网络。康文署可以公开更多服务数据：各站点人次、借阅量、暂停服务次数、到校活动次数、使用者年龄层、预约书籍取件情况。这些数据不一定要用来惩罚低人次站点，而是用来判断服务是否放在正确位置。低人次可能代表选址错，也可能代表宣传不足、时间不合、馆藏不对、服务形式太被动。没有数据，讨论只会停留在印象；有了数据，才可以问得更准。

第二，流动图书馆不应只是一个借还书的地方。它可以与学校、社福机构、地区康健中心、青年中心和少数族裔服务单位合作，设计主题式巡回服务。例如考试季前支援中学生学习资源，暑假期间在屋邨提供儿童阅读活动，配合社区节庆推介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书籍。香港不缺活动，但缺少把活动、馆藏、地点和使用者真正连起来的公共设计。

第三，自助图书站可以更大胆。现时全港只有三个自助图书站，数量明显有限。自助服务最适合放在人流高、生活节奏快、但距离固定图书馆不近的地方，例如交通交汇点、大型屋邨、商场通道、医院附近、公共服务大楼，甚至部分校园或青年服务中心旁边。当市民可以在上班、放学、买𩠌、覆诊途中借书还书，阅读才真正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流动图书馆的价值是让更多人读书

这件事也关乎教育。学校可以教阅读技巧，可以安排阅读课，可以要求学生写阅读纪录。但如果城市本身没有提供足够容易接触的阅读环境，学校再努力，也很难独力承担所有文化养成。教育不只发生在课室。孩子在屋邨楼下看见图书车，在地铁站旁边取到预约书，在社区活动中遇见一本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书，这些经验未必会即时反映在考试分数上，却会慢慢改变他与世界相处的方法。

香港近年常说要说好故事。可是，一个城市是否有故事，不只取决于它有没有大型文化地标，也取决于普通人能否方便地遇见文字、知识和想像。博物馆、表演场地、艺术节当然重要；但一架愿意开到屋邨和学校门口的图书车，同样是文化政策。它安静，不耀眼，没有盛大的开幕仪式，却可能是某个孩子第一次认真读完一本书的地方。

申诉专员的调查，最好不要只停留在服务效率、维修保养和选址检讨。这些需要做，但还不够。更值得问的是：香港想建立怎样的阅读公共服务？我们是把阅读视为个人兴趣，还是视为城市公平的一部分？我们是等待市民自己走进图书馆，还是愿意把文化资源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流动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比固定图书馆便宜，也不在于它能否制造漂亮的人次数字。它真正测试的，是香港有没有耐性把公共文化服务做到贴地、细致、可持续。全民阅读不是叫全民去读书，而是让更多人真的有机会读到书。如果一座城市连一本书怎样走到孩子手上都愿意思考，它对人的培养，才不会只停留在口号。

作者卢施予是香港教育及文化工作者，现任国际学校学术主任，长期关注课程发展、青年培育、艺术教育及公共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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