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罗浚轩

8月8日，黄大仙上邨昭善楼发生的斩人及堕楼命案，在短短数分钟内由伤人演变为死亡个案。表面上看似一宗邻里纠纷升级的极端悲剧，但若细看背景与脉络，实际上折射出多重长期积压的社会问题，包括精神健康支援不足、公共屋邨居住压力、以及基层男性孤立处境等，值得社会深入反思，而非仅停留在个别案件层面的谴责与恐惧。

从公屋噪音摩擦到隐性孤立危机

首先，案件最直接的导火线，据报是“噪音纠纷”。这类纠纷在高密度公共房屋环境中并不罕见。公屋单位面积狭小、楼层密集，加上隔音设计有限，日常生活声音容易被放大，从脚步声、家电运作，到家庭活动，都可能成为邻里矛盾的源头。据统计，噪音投诉长期位居居民投诉类别前列，但相关处理多停留在调解与劝喻层面，缺乏更具制度性的介入机制。在此背景下，当住户本身已承受心理压力或精神困扰时，日常摩擦便可能迅速升级。

据了解，涉嫌伤人及后自杀身亡的死者疑有精神病纪录，这固然不应被简化为“危险标签”，但却必须正视：现行社区精神健康支援是否足够及早识别风险？现行制度主要依赖患者主动求医或由家人协助跟进，但对于独居人士而言，这种“自我申报”模式存在明显漏洞。值得注意的是，死者过去与母亲同住，直至母亲入住老人院后，转为独居。这一转变不仅是居住安排的改变，更可能意味着情感支持网络的断裂。香港人口老化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年或青年单身男性，因家庭结构变化而进入“隐性孤立”状态：表面上仍有住所与工作，但实际缺乏稳定的人际支持与情绪出口。男性在面对压力时较少寻求帮助，亦较倾向以压抑或突发性行为应对情绪，这使其在精神健康风险上呈现另一种隐蔽性。

再看伤者一方，为滤水厂技工，与家人同住，属典型基层劳动阶层。这类家庭同样面对生活压力，包括长工时、经济负担及居住挤迫。当楼上和楼下的两个压力系统在同一栋大厦内相遇，而中间又缺乏有效调解与支援机制，冲突便容易积累甚至爆发。从事件过程来看，疑凶持刀进入电梯并迅速施袭，显示其行为具有突发性与高度情绪化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疑凶其后随即返回单位并堕楼身亡，形成典型的“暴力—自毁”连锁。这种模式在精神健康研究中并非罕见，往往与极端情绪失控、绝望感或认知扭曲有关。然而，无论过往发生多少同类悲剧，目前社区层面对此类高风险个案的预防机制，仍然不足。

现行精神健康与公屋管理的制度断层

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处理，属法律分类上的必要；但从公共政策角度，单纯刑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问题本质。事实上，案件中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持续犯罪行为，而更接近一次制度失效下的极端结果。因此，后续讨论应转向如何在悲剧发生前，透过跨部门合作减低风险。

现时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务主要由医院管理局主导，配合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社区支援。然而，服务多集中于已确诊或曾接受治疗人士，对于“边缘个案”，即有情绪或行为异常但未进入医疗系统者，则缺乏有效覆盖。此外，个案管理人手长期不足，一名社工往往需要跟进大量个案，难以进行深入及持续的风险评估。在公屋层面，房屋署及屋邨办事处主要负责行政与设施管理，对精神健康议题介入有限。虽然部分屋邨已引入社区关爱队或地区服务，但其功能多集中于资源转介，而非主动识别高风险住户。换言之，目前制度仍缺乏一个能将“居住环境”与“心理健康”有效连结的中介机制。

建构主动监测、专业调解与独居者网络

要避免同类事件重演，政策上可考虑几个方向。

首先，建立更主动的社区精神健康监测系统。例如，透过屋邨管理人员、保安及清洁工等“前线观察者”，在保障私隐前提下，接受基本培训以识别异常行为，并设立清晰转介渠道。这并非要“监控”居民，而是建立一种早期预警网络。

其次，加强邻里纠纷的专业调解机制。现时处理多依赖劝喻，缺乏持续跟进。政府可考虑引入具心理及社会工作背景的调解员，对高冲突个案进行深入介入，甚至结合家庭访视与压力评估，从根源减低敌意。

第三，针对独居人士，尤其是中年男性群体，建立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方案。这可包括定期社区接触、心理健康筛查，以及鼓励参与社区活动。提升社会连结（social connectedness）是预防极端行为的重要因素。

此外，公众教育亦不可忽视。社会对精神病的污名仍然存在，使不少人抗拒求助或隐瞒病情。若能透过持续宣传，将精神健康视为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并强调早期介入的价值，将有助降低整体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报导此类事件时亦需平衡。过度强调血腥细节或将精神病与暴力直接挂钩，容易加深社会恐慌与标签化，反而不利于问题解决。更建设性的做法，是将焦点放在制度缺口与预防措施上，引导公共讨论。

长期环境压力引发的冲突连锁反应

回到昭善楼案，本质上并非单一“恶人作恶”的故事，而是一连串制度与社会因素交织下的悲剧。当一名疑似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独居男子，长期处于压力与孤立之中；当邻里纠纷缺乏有效调解；当社区未能及早识别风险；最终便可能在某一刻爆发，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对受伤者及其家属而言，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死者而言，亦是一条未被及时接住的生命。若社会只停留在“加强治安”或“严惩暴力”的层面，便难以真正回应问题核心。相反，更需要从结构性角度出发，检视精神健康服务、社区支援及公共房屋管理之间的衔接。悲剧无法逆转，但可以成为制度改进的契机。关键在于，社会是否愿意从个案中看到更深层的问题，并投入资源与决心，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与预防能力的社区系统。

公屋噪音与邻里滋扰，长期被视为“小事”，但在高密度城市结构与精神健康风险交织之下，这些日常摩擦往往具备累积性与放大效应，一旦缺乏有效介入，便可能由生活不便演变为心理压力，甚至升级为严重冲突。黄大仙昭善楼事件提醒社会，邻里问题从来不只是管理或执法议题，更是公共健康与社会政策的重要环节。

在香港公屋环境中，噪音与滋扰具有高度普遍性与多样性。除了常见的装修声或狗吠声外，更具争议的往往是“生活性噪音”，例如深夜开电视、反复拖动家私、脚步声或小孩活动声。这些声音未必违法，却具持续性与不可预测性，容易对下层或邻近住户造成长期困扰。同时，部分个案涉及精神或行为滋扰，例如无故敲门、叫骂、在门外张贴符纸或制造异味，进一步加剧不安与恐惧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滋扰往往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不少情况未必达到刑事或环保法规的执法门槛，导致投诉后只能作出劝喻，缺乏持续跟进与约束力。正如有居民反映，即使报警或向屋邨办事处投诉，问题仍反复出现，最终只能选择忍受或暂时离家避开。这种制度性无力感，正是压力累积的核心来源。

从精神健康角度看，长期噪音与滋扰并非单纯的不便，而是具体的健康风险因素。持续的声音干扰会破坏睡眠结构，导致慢性失眠与日间功能下降；同时，不可预测的噪音会增加警觉性与焦虑水平，使人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当这种状态持续，便可能诱发焦虑症、抑郁，甚至出现惊恐发作或情绪失控。更值得关注的是“互动升级”的风险。当受影响住户长期承受压力，而滋扰方又未获适当介入或支援，双方关系容易由冷漠转为敌对。初期可能只是投诉与口角，其后演变为报复性行为，最终在某一触发点爆发为暴力冲突或自毁行为。这种由环境压力引发的连锁反应，国际早有研究，但在本地政策仍未被充分重视。

导入科技监测与跨部门联合评估

现行应对机制存在明显断层。房屋署主要以管理角度处理投诉，例如发出警告信或安排调解，但缺乏专业心理评估与持续介入；警方则只在事件升级为刑事层面时才介入；社会福利系统则多属被动转介，未能主动识别高风险个案。换言之，各部门之间缺乏整合，导致问题在“未达门槛”时无人处理，一旦越过门槛，已经太迟。要有效处理公屋噪音与邻里摩擦，政策思维必须由“投诉处理”转向“风险预防”。

首先，在技术层面，可更广泛应用声学工具，例如环保署引入的声学相机，有助客观识别噪音来源，减少争议与举证困难。但技术只能解决“找出声源”，无法处理背后的人际与心理问题。更关键的是建立跨部门介入机制。当某住户涉及重复投诉或异常行为时，应启动由房屋署、社工及精神健康服务组成的联合评估，而非单靠行政劝喻。透过外展探访与风险评估，可及早识别是否涉及精神健康需要，并提供适切支援，例如转介至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ICCMW）或安排临床评估。

同时，邻里调解亦需专业化。目前多依赖非正式协商，缺乏持续性与结构。若引入具心理及社会工作背景的调解员，并结合心理教育元素，例如协助双方理解压力来源、建立沟通规则及设定可行界线，将更有助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对个别住户而言，建立有效的应对策略亦十分重要。记录噪音时间、频率及影响，有助提升投诉的可信度；同时，及早寻求支援，包括屋邨办事处、社工服务或医疗评估，可避免压力长期积累。值得强调的是，当出现失眠、持续焦虑或情绪波动时，应视为健康警号，而非单纯“忍一忍就过”。

香港亦需进一步强化社区支援网络。现有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地区康健中心及非政府机构，已提供一定程度的辅导与支援，但服务仍偏向被动。未来可考虑在高投诉屋邨设立主动外展机制，定期接触高风险住户，并提供心理教育与压力管理支援，从源头减少冲突。此外，公众教育同样不可或缺。社会需建立对“生活噪音”的基本共识，例如合理作息、减少深夜干扰，以及对邻里空间的基本尊重。

同时，也要提升对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解，避免将异常行为简单标签化，而忽略其背后可能的需要。总体而言，公屋噪音问题并非单纯的环境管理议题，而是结合居住密度、社会压力与精神健康的复合问题。若政策仍停留在个别投诉与事后处理，将难以应对其累积性风险。唯有透过技术支援、跨部门协作、专业调解及社区介入，才能把潜在危机转化为可管理的日常问题。

从知识传授转化为生活能力与家庭装备

心理教育不应被理解为单向的知识传授，例如向患者解释病名或症状，而是一套具结构、具策略的介入方法。其核心在于把医疗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能力，包括辨识复发早期警号、理解药物作用与副作用、建立稳定作息，以及与家人共同制定危机应对方案。换言之，心理教育的目标不是“让患者知道自己有病”，而是“让患者懂得如何与病共存，并维持生活功能”。

然而，心理教育在香港的实践仍然零散，且往往被视为附加服务，而非核心介入。更重要的是，若推行不当，心理教育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部分患者在提升对病情的“洞察力”后，反而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标签（Labelling），出现自尊下降甚至抑郁情绪。因此，心理教育必须建立在同理心与个别化原则之上，强调循序渐进，而非强迫“正面面对”。真正有效的心理教育，应同时面向患者与其照顾者，并把重心放在“如何生活”，而非“如何治疗”。

思觉失调等疾病不仅影响个人认知与情绪，亦会重塑整个家庭的互动模式，包括沟通方式、冲突频率与照顾分工。当家属缺乏训练时，往往容易陷入高压互动，例如过度批评或过度保护，反而增加复发风险。相反，若家属能掌握基本心理教育内容，例如如何辨识早期警号、如何处理拒药情况、如何在不激化冲突下表达关心，整体稳定性将大幅提升。因此，政策不应只问“患者有否覆诊”，而应进一步问“家属是否被装备”。把家属纳入正式介入架构，提供持续训练与喘息支援，应成为精神健康政策的基本配置，而非补充措施。

社工桥梁角色与多元非药物复元模式

除了家庭层面，跨专业团队的整合亦是关键。精神健康复元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完成，而是需要精神科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学家、职业治疗师及社工之间的协作。在这个架构中，社工的角色尤为重要，因为其工作直接连结医疗与日常生活。社工透过个案管理、外展探访及资源转介，把患者从医院带回社区，协助其面对住房、就业及社交等现实问题。在高密度城市如香港，这些社会因素往往比症状本身更影响复元进程。例如，狭小居住空间容易加剧冲突，就业不稳增加压力，而社会标签则阻碍重返社区。若缺乏社工的持续跟进，治疗成果很容易在现实压力下流失。

因此，强化社工在跨专业团队中的地位，不只是资源分配问题，而是整体服务模式能否由“医院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关键。另一方面，多元非药物介入亦应成为政策重点。艺术治疗与运动疗法近年在国际间已被广泛采用，并证实能有效改善情绪调节与社交能力。艺术创作为患者提供非语言的表达渠道，有助释放压力与重建自我价值；运动则透过生理机制改善情绪，同时建立规律生活。其中，团体运动如足球疗法特别值得关注。这类活动不仅促进身体健康，更透过团队合作培养沟通能力与归属感，使参与者逐步由“病人”转变为“队员”。这种身份转换，对重建自信与社会连结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现时虽已具备一定基础，例如医管局的E.A.S.Y.计划及全港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ICCMW），亦有地区康健中心与非政府机构提供支援服务。然而，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服务”，而在于服务之间是否连贯、是否足够主动，以及是否真正贴近生活。2025年全港抑郁指数调查显示，港人情绪问题已达历史高位，尤其是年轻一代情况严峻。同时，超过一半受访者在面对情绪困扰时不会求助，反映现行制度仍未能建立足够信任与可及性。

建立具包容性的社区韧性

回到黄大仙事件，其本质并不只是邻里冲突失控，而是多重支援缺口交织的结果：一名疑似有精神健康需要的独居人士，缺乏持续跟进与社会连结；一宗持续的噪音纠纷，未能透过专业调解有效处理；一个社区，缺乏及早识别与介入的机制。当这些因素同时存在，悲剧便不再是偶然。若社会继续停留在“事件驱动”的应对模式，即每当悲剧发生才短暂检讨，最终只会陷入“震惊、讨论、淡化、遗忘”的循环。真正需要的，是把心理教育、家庭支援、跨专业协作及多元复元模式，制度化地纳入日常服务。

心理教育尤其应被视为基础建设，而非附加项目。当患者与家属具备基本应对能力，当社区有足够承托，当专业团队能有效协作，精神健康问题便不再只是危机管理，而是可被长期管理的生活状态。一个城市如何对待最脆弱的群体，往往反映其文明程度。香港若要真正提升社会韧性，就必须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由“医疗主导”转向“生活导向”。否则，类似的悲剧只会在不同角落反复出现，而每一次代价，都是无法挽回的生命与家庭。

作者罗浚轩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正修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社工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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