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卢施予

8月11日，特区政府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功能。由8月17日起，家长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学校专属二维码，为子女递交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同意书。卫生署说，新措施可便利家长在开学前提交同意书，同时简化学校及医护团队的行政程序，让学童更早接种疫苗。这看似是一个行政小改动。把纸本同意书变成电子同意书，少印几张纸，少追几份表，少输入几次资料。但如果我们真的理解学校日常运作，就会知道，这不是小事。

教育前线工作陷入行政疲劳

香港很多教育政策，最后都会落在学校前线身上。政策局、部门、专业团队设计制度；到了校园，教师和行政同事要发通告、追家长、核对资料、处理漏交、解释疑问、更新名单，再同外展医护队伍夹时间。这些工作未必上到政策文件的首页，但它们决定政策能否真正发生。很多好政策不是理念不好，而是中间摩擦太多，到了家长和学校手上，变成一堆表格、一串期限、一连串追交讯息。

流感疫苗外展计划正好说明这一点。卫生署资料显示，上年度学校外展计划已有超过2,300间学校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外展活动，占总数九成九，较前一年的九成一为高。这反映学校、家长和医护团队已经建立了相当成熟的合作基础。但愈是高覆盖率的公共健康措施，愈需要处理最后一段路：仍未提交同意书的家庭、忘记填表的家长、不熟悉中文或电子系统的新来港家庭、工作时间长而难以及时处理学校通告的基层父母，以及学校前线反复追收资料的压力。

公共健康政策最怕的，不一定是完全反对。更多时候，是拖延、遗漏、误解和行政疲劳。

政策设计需要尊重学校现场

同日（8月11日），卫生防护中心亦公布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个案涉及一名18个月大男婴，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及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中心指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连同该宗个案，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不幸离世。这些数字不应被用来制造恐慌，但足以提醒我们：儿童健康不是抽象议题，学校防疫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行政任务。

当一项公共健康措施要透过学校推行，制度设计必须尊重学校现场。电子同意书的第一个意义，是减少家长的行动成本。纸本同意书看似简单，但对不少家庭而言，实际流程并不简单。通告可能被学生放在书包底，家长下班后才看到；填错资料要重交；家中没有打印机；子女就读不同学校，要处理不同表格；跨境或轮班家庭，更可能错过限期。若家长及子女已登记医健通帐户，电子同意书可以减少重复填写个人资料，让同意程序提早完成。这不是科技为科技，而是把一个必要程序做得少一点令人放弃。

第二个意义，是让学校从追表工作中释放出来。很多人低估学校行政的成本。一项大型外展接种活动，牵涉全级甚至全校学生，名单稍有错漏，就会影响当日安排。学校要核对谁已交表、谁未交表、谁不同意、谁资料不完整；又要向医护团队提供准确名单。电子系统若能自动整合已填妥同意书的学生资料，减少人手输入和核对，真正受惠的不只是校务处，而是整个校园。教师少一点被行政切碎，才有多一点时间处理学生真正需要的陪伴和教育工作。

第三个意义，是把学校健康工作由“临近爆发才应对”推前到“开学前已准备”。政府表示，家长可由8月17日起开始提交电子同意书，学校亦会获发专属二维码。这个时间点重要。开学初期，学校本来已经充满编班、迎新、校规、课程衔接、测考安排和家校沟通。如果疫苗外展可以更早完成同意程序，学校便可更早规划接种活动，减少临急临忙。公共健康治理应该尽量前置，而不是等到感染高峰才要求前线加速。

电子同意书不应成为门槛

电子同意书愈方便，政府和学校愈要留意谁仍然用不到。不是每个家庭都熟悉医健通，也不是每个家长都习惯用手机处理子女健康文件。部分新来港家庭、少数族裔家庭、照顾者为祖父母的家庭，可能需要更清楚的指引。电子同意书不应成为另一道门槛。学校仍然需要保留替代安排，政府亦应提供多语言、图像化和简明版教学，让不熟悉系统的家长不会因技术障碍而被排除。

更重要的是，电子同意书不应只是收集同意的工具，也应成为改善家校健康沟通的起点。家长需要的不只是按一下“同意”或“不同意”，而是理解疫苗作用、风险、适合与不适合接种的情况，以及子女若有长期病患时应如何咨询医生。若系统只把纸本表格搬到手机上，效益有限；若它能同时连结可靠资讯、常见问题、短片教学和学校安排，家长的决定才会更有根据。

香港近年常说要推动智慧城市、数码政府和电子服务。但市民感受到的智慧，不在口号，而在日常小事有没有变得清楚一点、少一点重复、少一点来回、少一点因程序复杂而放弃。学校外展疫苗的电子同意书，就是这类小而实在的测试。它未必宏大，却很贴近家庭生活；它不是高科技示范，却直接影响家长、学生、学校和医护的每一天。

政策成功在于流程没有把人推开

儿童健康需要科学，也需要信任；需要疫苗，也需要清楚、低摩擦、有温度的制度。学校愿意配合，家长愿意参与，医护团队能够顺利到校，背后靠的不是一句呼吁，而是一整套让人容易完成正确行动的安排。

电子同意书不是终点。它提醒我们，儿童公共健康治理应该少一点追表，多一点设计；少一点临急补救，多一点前置准备；少一点把压力交给学校，多一点真正支援学校。当制度愿意把前线的麻烦看成政策问题，而不是学校自己的问题，孩子得到的保护才会更稳。

作者卢施予是香港教育及文化工作者，现任国际学校学术主任，长期关注课程发展、青年培育、艺术教育及公共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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