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2026年8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一时间，朋友圈、新闻评论区、海外华文媒体，几乎都在重发同一句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在1998年记者会上的就职宣言，也是他此后五年总理生涯的真实写照。

一场记者会，立起一个时代的人格尺规。朱镕基的“两会”记者会，是那个年代中国政治文化里极罕见的风景。全国大人新闻局原局长周成奎曾透露，1998年筹备朱镕基记者会时，他亲自定了两条规矩：第一，尽可能把提问机会给境外记者，因为内地记者见面机会多得很；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记者提什么问题都可以。

一个大国总理，主动要求被“突袭”——这种开放姿态，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并不常见。而朱镕基本人，也确实接得住任何尖锐问题。

2002年，面对香港媒体批评他“只会拍桌子、瞪眼睛、捶板凳”，他幽默反击：“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能瞪眼睛不是植物人了么？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那一刻，全场大笑，却也笑出了一个国家对“廉洁”二字的渴望。

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朱镕基就是1990年代中国经济新格局的总工程师。从1991年调入中央到2003年卸任，整整12年，他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密集、最深刻的一轮经济变革。

第一役，是清理“三角债”。​1991年他刚到北京，立刻奔赴东北，用26天基本解开困扰全国多年的“三角债铁链”。他对各省下达的“军令”精确到小时：“务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时以前”上报清欠情况，“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

第二役，是1993年治理经济过热。​面对“高投资、高信贷、高货币、高物价”的四高局面，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强硬收缩信贷，历时三年实现经济“软着陆”。

第三役，也是最艰难的一役——分税制。​1993年，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地方截留税收，中央调控能力严重萎缩。朱镕基提出分税制改革，把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增值税按75:25分成。为说服反对声最烈的广东省，他在两个多月里走遍17个省区市，瘦了5斤肉，最终以“土地出让收入归地方”为条件换得广东同意——这一妥协，无意中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了伏笔。分税制的影响是深远的：1994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大幅跃升，宏观调控能力空前增强，大一统体制下的中央经济权威被重新塑造。

第四役，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三驾马车”。​东亚金融风暴叠加长江特大洪水，中国经济面临1988年以来最严峻的萧条。朱镕基果断推出扩大投资、鼓励出口、刺激内需三大政策，发行5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七次降息，停止福利分房、推行住房货币化。从此，“投资、出口、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经典公式，拉动中国逆流而上，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火车头。

第五役，是国企改革。​面对亏损面超过40%、负债率平均78.9%的国企困局，他大胆提出“抓大放小”，将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关停并转、向民间出售，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国企做大做强。到2003年，历时20年左右的国企改革基本完成，中石油、中行跻身世界500强，民营企业也迎来腾飞，中国所有制格局由此奠定。

第六役，是他亲自带队“入世”谈判。​ 在华盛顿，他不亢不卑，坚守国家利益底线，最终为中国叩开世界贸易组织（WTO）大门，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家的智慧与务实。

任何一场大变革都不可能完美。朱镕基的改革同样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分税制增强了中央财力，却也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地方政府被迫依赖土地财政，为后来的高房价问题埋下根源；国企改革盘活了废弃的资产，却也让1,500万工人下岗，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三驾马车”拉动了20年高速增长，而房地产市场化在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同时，也积累了需要今天来化解的泡沫风险。这些代价是真实的，朱镕基本人也深知。他曾说：“我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句话振聋发聩，因为它道破了一个改革者的宿命：往前走，必然得罪人；不往前走，国家没有出路。

可贵的是，朱镕基从不把经济当成抽象的数字游戏。他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座标，拒绝将经济与资本利益捆绑。在1990年代那种“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迷雾尚未完全散去的环境下，这种坚持需要极大的政治魄力。

而他本人，也以身作则践行了“清官”的承诺——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截至2016年，他已赚取4,000万元著述版税，悉数捐给其创办的助学基金会。

退休后，他甚少公开露面，听说用了不少时间听京剧、拉二胡，也参与清华大学的一些工作。这位曾经“瞪眼睛”的总理，晚年归于平淡，而中国人却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贫穷落后，可能真的成为历史往事。

朱镕基的离世，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损失。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套经济体制，更是一种政治品格——敢言、敢改、敢担当，不怕得罪人，不惧地雷阵。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制造国。当我们站在2026年回望那个1990年代，会清晰地看到：是一位名叫朱镕基的总理，用12年时间，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经济史，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这是他当年对自己的最低期待；而历史给他的评价，远比这厚重得多。

作者杨华勇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