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意婷|香港邮政不能只“改革”前线员工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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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彭意婷

香港邮政连续八年亏损,政府刚注入46亿元公帑支援未来三年营运,邮政署便宣布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不再获发长期聘用条款,改以两年合约续聘。首批约30人将于9月17日起受影响,需在9月3日前回复是否接受;据本地媒体报道,整体约260人将以新合约制续聘。面对传统邮件量下跌、营运成本增加与服务模式转变,香港邮政确有改革必要。然而,改革最基本的原则,是谁掌握最大权力,谁就应承担最大责任。香港邮政今日的做法却刚好相反,决定经营策略的高层仍然安坐其位,负责派信、处理邮件、面对市民的前线,却要先失去长期职业保障。这种做法不单打击前线士气,更影响市民对公共服务改革的信心与社会观感。这究竟是推动转型,还是把经营困局的代价向下转嫁?

人力“弹性”不能只落在前线

邮政署说,人力成本占开支重要部分,邮件量下跌,必须保留人力“弹性”。但所谓弹性,为何只落在前线身上?

前线邮差与邮务员挨过试用期、接受训练、每日处理派递与柜位服务,原以为完成既定程序后可获长期聘用;现在却被告知,长期保障没有了,两年后能否留下,要看署方届时的“发展方向”和“人力需求”。署方形容这是避免即时终止聘用的折衷,仿佛不即时解雇员工,已是天大恩惠。

但为何高层毋须同样“弹性”?为何管理层的薪酬、津贴、职位与问责安排,没有先成为改革对象?

高层薪酬不动权责何以相称

邮政署署长戴淑娆兼任邮政署营运基金总经理,职位属首长级薪级第5点(D5)。按2026年4月1日起的薪级表,D5基本月薪为27.80万至28.67万元,基本年薪约333.6万至344.0万元,尚未计及按资格发放的津贴及福利。

提出薪酬问题,并非否定首长级公务员应获合理待遇,而是要强调权责相称的基本原则。香港邮政面对长年亏损,不应只以人力成本作为解释,更须公开交代其经营策略、管理架构、投资效益与改革进度。收入不足以覆盖开支时,前线被要求接受“灵活”合约;但掌握资源调配权、策略制定权和营运决策权的人,是否也愿意先接受薪酬与职位上的改革?

管理层这八年错过了什么?

传统邮件量下降不是新闻,更不是一年半载才出现的现象。数码化、电商物流竞争、服务需求转变,早已是全球邮政业共同挑战。香港邮政既已连续八年亏损,真正应被追责的,是管理层这八年做了甚么,又错过了甚么。

倘若香港邮政早已面对结构性挑战,管理层应及早重整服务网络、拓展收入来源、优化流程及重塑营运模式,而不是在累积多年赤字后,才优先削弱新入职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署方现时才表示会检讨派送模式、邮局网络,并研究减少派递日数、关闭个别邮局及发展电商业务。这些方案固然可供讨论,但为何未能更早落实?过去八年的经营与管理决策,是否曾作出有效评估?有否人须为错失转型机会及长期营运失效承担后果?

要改革“少蚀当赢”的高层文化

香港邮政最值得改革的,不是邮局数目或派信频率,而是高层文化。在一个“少蚀当赢”的机构里,管理层考核只要集中在控制预算、跟足程序、避免责任上身,组织自然缺乏求变意欲。错失商机未必有人负责,服务落后未必有人问责,长年巨额亏损也未必影响高层职位与待遇。到财政压力再也掩盖不住,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前线职位变成短期合约,把长期责任拆成两年一张的续约通知书。

这种做法最不堪之处,在于它把管理失败包装成“营运需要”,把对前线的承诺倒退包装成“降低冲击”。更讽刺的是,署方称人力成本是主要压力,却先选择处理薪酬相对低、不可替代性高、直接维系服务质素的派递和柜位人员,而不是先公开高层人手、薪酬、津贴、顾问开支和绩效结果,最容易被牺牲的人,总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人。

香港邮政转型方向应是“创造甚么”

香港邮政当然需要转型,但转型的方向不应只是“减少甚么”,更应是“创造甚么”。署方应提出具体而可检验的服务与收入策略,例如发展电商自取及退货物流、改善跨境寄递服务、调整邮局服务时间、善用邮局网络支援社区服务,以及配合数码化重整后勤与派递流程。

同时,管理层应率先接受检视,包括:公开首长级与管理职位的编制、薪酬成本及近年变动;就多年营运赤字提出清晰的责任分析和可量度的改善目标;将管理层的续任、升迁及薪酬调整,与服务质素、收入拓展、成本效益及改革进度挂钩;优先检讨高层架构、重复行政程序、外判及顾问开支;与前线员工及工会就人力规划进行有实质内容的协商,提供清晰的长远编制、培训及调配安排。

公帑注资后应建立可持续运营模式

一个机构陷入困局,最能看出其管治质素的,不是它有没有说“艰难决定”,而是它先要求谁承担艰难。如果高层仍可照领10多万、20多万元月薪,继续享有职位稳定与制度保障;如果八年亏损仍未见有人为策略失误承担实质后果;如果46亿元公帑到位后,第一刀仍是砍向刚过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那么邮政署没有资格把这称为改革。

公帑注资的目的,应是协助公共服务建立可持续的营运模式,而不是成为延后管理问责、加快前线合约化的资源。改革如要取得社会信任,不是叫前线替管理层挡刀;真正的改革,必须由上而下推进,由高层先交代、先承担、先调整。权力愈大,责任愈大,同样要承受的后果也应最大。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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