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方晓聪

上周，笔者跟随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及香港宁波同乡会一行赴宁波考察。宁波连续八年获国家工信部评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其深厚的产业底蕴令人印象深刻。这不禁让笔者反思：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及雄厚的基础科研实力，为何在“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路上却屡屡受挫？这一落差的背后，绝非简单的“投入不足”或“人才短缺”，而是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宁波的成功经验，无疑能为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宁波“单项冠军”模式
锚定全球细分市场

宁波的“单项冠军”模式，核心在于锚定全球细分市场，并以市场领导地位作为最终标尺；反观香港的创新科研，往往在起步阶段就缺乏具体的全球市场竞争定位。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正是香港创科屡陷“投入大、产业化效果有限”困境的深层原因。

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要求，申报企业的“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须位居全球前三位”。宁波在培育市级企业时，便将其分为“苗子培育企业”和“重点培育企业”，后者同样要求市场占有率跻身全球前三。这种以全球市场地位为标竿的培育逻辑，让企业在遴选之初便植入了“冠军基因”。

当产品在细分领域“独步武林”后，宁波企业更进一步，跃升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以我们参观的永新光学为例，该企业主导制定了显微镜国际标准（ISO9345），一举打破外国在该领域三十余年的垄断。这不仅是从“产品竞争”到“标准制定”的飞跃，更是企业全球竞争定位的终极体现。

对比之下，香港虽有多所顶尖大学与知名学者，具备强大的“从0到1”原创科研基础，但在“从1到100”的商品化与产业化环节上却长期存在断层。因此，北都发展创科不仅要聚焦细分赛道，更亟需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从“论文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从“区域技术提供者”转向“全球竞争者”。真正的产业竞争力，必然来自对全球竞争地位的执着追求。

化解金融与实业的错位
引入“耐心资本”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长期习惯于追求高流动性与快速回报的传统标的，对于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硬科技产业往往缺乏足够耐心。专业产业评估与定价机制的缺位，导致金融与实业之间存在深刻的错位，极大地制约了创科生态的有序运行。

宁波的经验恰恰给出了破局之道：当地政府透过“产业基金＋长期资本”，容忍并陪伴企业度过十年甚至更久的“研发爬坡期”。在其培育体系中，要求“苗子培育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不低于4%，真正的冠军企业则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种容错、等得起的“耐心资本”，正是冠军企业得以长成的土壤。

要打通“人才＋资本＋市场”的闭环，香港的“本地研发、内地转化、国际资本、全球市场”模式，必须以市场为起点而非终点：科研立项不应只看学术价值，更要看全球市场竞争力。北都应设计“产业出题、高校竞标”的资助模式，由产业界提出技术瓶颈与市场需求，交由高校团队竞争承接；同时，应善用港交所18C章等新兴机制，为硬科技企业提供耐心资本的退出通道。

善用政府“有形之手”
构建金字塔式培育体系

宁波能孕育出过百家单项冠军，绝非单靠“招大商”引进来的。其底层逻辑在于自主培育：先发掘500家“苗子培育企业”，再从中筛选100家“重点培育企业”，最终层层递进，涌现出国家级单项冠军。这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底座越宽广，塔尖便越稳固。

以我们参观的江丰电子为例，该企业于2005年由海归学者姚力军创立，从攻克被美日垄断的半导体溅射靶材，到跻身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这家企业用20年时间走完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艰辛历程。其成功固然源于将“全球市占率前三”作为目标，但背后更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长期托举。

目前，北部都会区的创科招商思路较为偏向“引龙头”，例如吸引知名企业进驻河套区。引进龙头固然重要，但香港更应重视培育本土初创的“苗子层”。香港大可以借鉴宁波做法，设立专属的“北都冠军培育计划”：每年针对具有细分领域技术优势的初创企业进行筛选，给予研发补贴、共享中试产线、对接国际客户验证等系统性的政策支援。透过政府“有形之手”的精准扶持，用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培育出属于香港本土的“隐形冠军”群体。

拒追风口靠沉淀
以时间筑牢创科壁垒

宁波的119家“单项冠军”哲学，可凝练为六字箴言：一米宽、百米深。这为北都提供了一面镜子：真正的产业伟大，不来自规模的庞大，而来自深度的极致；不来自风口的追逐，而来自时间的沉淀。

香港北都要建成国际创科中心，应内化这种“冠军精神”与底层逻辑，在细分赛道精准发力与深耕细作，切实培育出一批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本土创科企业，才能在全球创科产业链中构筑不可替代的位置，真正担当起“超级增值人”的关键角色。

作者方晓聪是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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