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卢施予

8月24日至25日，教育局为中小学校长、副校长及中层管理人员举办“人工智能领导培训”，约有1,400人参加。培训谈到如何把政策方向转化为校本行动，也介绍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以及人工智能在学与教、评估中的考虑。这个起点是必要的。当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备课、功课、评估和学校行政，领导层不能再把它当成资讯科技组的单一项目。

资源已备好
学校下一步怎么走？

然而，懂得推动人工智能，不等于采用得愈多愈好。学校要先说清楚希望改善哪一个教育问题，再决定购买哪一套平台。若目标说不清楚，再多工具也只会令教师追着功能走，学生则在不同要求之间摸索：这份功课可以用吗？可以用到甚么程度？老师评核的是我的理解，还是我整理提示词的能力？

6月17日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四大重点、10项策略”。教育局同日向所有公帑资助学校发放50万元一次性津贴，推行为期三年的“‘智’启学教”拨款计划，并要求学校在2026/27学年把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周年计划。蓝图又提出，教师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至少完成30小时数字教育培训；当局每年会提供超过50,000个培训名额。资源和培训已有方向，下一步考验的是每所学校如何作判断。

我在学校管理工作中愈来愈感到，最棘手的是判断“何时应该用”和“用了之后由谁负责”。生成一份练习、整理一段资料，风险相对有限；若牵涉正式评估、学生个人资料、学习支援判断，甚至影响学生升留级或纪律处理，标准便不能一样。工具可以提供建议，教育责任却不能外判。

因此，校本计划不宜变成工具清单。每项人工智能试行都应先写清楚要处理的问题、受影响的学生、教师如何覆核，以及甚么情况下停止使用。学校也要划出不同风险层次：哪些用途可由教师自行试验，哪些需要科组共同准则，哪些必须由管理层审批。规则的作用，是避免每位教师和每名学生各自猜测底线，也让创新有一个可以安心试验的范围。

AI入课堂
有什么不能交出去？

采购时亦要问得更仔细。学生是否需要另开个人帐户？输入的资料会否被保存或用作训练？免费版本与付费版本的差距，会不会把家庭资源带进学习成果？若学校鼓励使用某项工具，就有责任提供公平的使用条件，并预备不使用该工具也能完成学习的途径。

成效评估同样要回到教育现场。节省了多少备课时间固然可以量度，但也要看看学生是否更能理解内容，教师是否真正减少重复工作，能力较弱或缺乏付费工具的学生有没有被拉开差距。若一项工具令功课表面更整齐，却使教师更难看见学生的思考过程，学校便要有勇气调整，甚至暂停。

人工智能培训也不能只停在操作示范。教师需要时间讨论真实的课程与评估难题，学生亦应知道学校为何订下某些界线。当规则只写在通告里，师生很容易把它理解为禁令；当大家能讨论哪些能力值得亲自练习、哪些工作可以交给工具协助，规范才会变成共同的教育判断。

人工智能会继续改变课堂，学校不可能等到一切成熟才开始。领导不在于带领所有人跑得最快；它要求我们在变化之中仍然说得清楚：为甚么使用这项技术，它帮助了谁，又有甚么不能交出去。守住这些问题，学校才不会在追赶人工智能的同时，失去教育本来要培养的思考、责任与人的判断。

作者卢施予是香港教育及文化工作者，现任国际学校学术主任，长期关注课程发展、青年培育、艺术教育及公共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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