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近日香港接连发生狗只伤人及伤狗事故，市民感到不安，完全可以理解。任何饲主若未有妥善控制犬只，令他人、其他动物甚至自己面对风险，都必须承担责任。公共场所牵绳、适当控制犬只，以及在有需要时采取额外安全措施，从来都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事。

狗只管理需要针对人的责任制度

渔农自然护理署早前宣布，在狗只聚集的公共场所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并表明若发现饲主未有按法例妥善控制狗只，将即时采取执法行动。

对失责狗主依法处理，社会理应支持。然而，公共安全不等于可以由个别事故推论所有犬只都属危险因素。狗只管理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恐惧；需要的是针对人的责任制度，而非直接把狗当作最容易处理的风险。

别让个别悲剧演变成仇狗情绪

早前，一个爱狗团体在荃湾酒店举行唐狗领养聚会，虽然酒店收到市民电邮投诉，要求取消活动，领养日最终仍如期举行，这个决定值得肯定。面对近期事故，社会需要加强安全意识和饲主责任，但不该由一宗投诉或一时恐慌，演变成对所有狗只、领养活动和动物福利工作的否定。

酒店让活动继续，并不代表漠视公共安全；相反，是在场地管理和活动安排下，拒绝让恐惧凌驾于理性与善意。投诉可以促使主办方更重视秩序和安全措施，但不可剥夺被遗弃犬只寻找家庭的机会。若每逢有狗只出事，社会便把所有唐狗、所有大型犬、所有领养活动都当成问题，最后受害的只会是本来已被遗弃、正等待被看见的动物。

更值得警惕的是，弃养问题已经开始浮现。动物福利关注联盟表示，连串事故后，旗下团体已收到多宗弃养个案，其所属机构接收的弃养数字较前一个月增加至少五成。当社会不断将大型犬、混种犬与危险画上等号，加上饲主担心不知何时会被举报、被限制，甚至被迫失去犬只，最先被牺牲的往往不是失责的人，而是没有选择权的狗。

狗只问题的根源在人

一位从事犬只训练的朋友曾提醒笔者，许多人遇到狗只行为问题时，第一反应是问：“怎样才能令牠听话？”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是否真正理解牠？我和牠之间有没有建立信任和尊重？”

狗是否愿意合作，不只取决于狗带、口罩、绝育或惩罚，而与人和狗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人觉得好玩，未必是狗真正需要。主人带狗到人多、嘈杂、陌生狗聚集的地方，以为“见得多便自然不怕”，却可能令敏感或焦虑的犬只更紧张。主人以拉扯、喝止甚至发脾气压制行为，却不理解狗为何僵硬、低吼、回避或突然扑向其他狗，问题便只会反复出现。

真正的训练，不是令狗因恐惧主人或为了食物而短暂服从，而是令牠在安全和信任中愿意与主人合作。训练狗，到最后其实是训练人，包括训练主人控制自身情绪的能力、观察犬只讯号、尊重牠的界线、安排适合牠的生活，并在发现问题时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正因犬只行为与饲养方法息息相关，饲主才更不能逃避责任。主人若不理解犬只、不愿训练、不愿使用牵绳、不愿正视问题，最后承受后果的可能是路人、其他动物、狗只本身，以及整个社区。

狗只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某一个品种的“天性”问题，而是人的知识不足、饲养失责、训练错误和制度支援不足。既然根源在人，政策就应以处理人为先。

以恐惧取代专业判断，是管理倒退

近期有议员提出，应考虑把德国牧羊犬、洛威拿犬等大型犬种纳入危险犬只名单，引起狗主及动物福利界争议。虽然其后澄清，重点是讨论更清晰的训练、牵绳、口罩和发牌规定，但最初说法已加深社会把大型犬与危险直接扣连的印象。

体型较大的犬只，一旦失控时可能造成较严重伤害，因此饲主理应具备相应控制能力，也应在公共场所遵守牵绳及其他安全要求。但“有较大伤害能力”与“必然具有攻击性”，以及“外貌威猛”与“应被预设为危险”，是完全不同的事，完全不可混为一谈。

犬只有否风险，不应只看体型、品种或是否令人感到害怕，而是要看牠有没有攻击或失控纪录？饲主有否妥善牵引？有没有接受基本训练？犬只是否长期困养或受不当对待？饲主是否理解犬只的情绪和需要？有没有专业兽医或犬只行为专家的个案评估？

品种标签化的思维，不止影响立法方向，也延伸到执法方式。近日亦有议员建议，市民如发现违规个案或怀疑格斗犬，可拍照后透过应用程式或优化后的1823热线提交。市民举报清楚的违规行为，例如大型犬在公众地方没有牵绳，当然可以协助执法；但若连“怀疑格斗犬”也鼓励靠相片和公众判断举报，便很容易把犬只管理变成全民监察与互相猜疑。

一张相片可以呈现犬只外观，却不能证明牠的血统、性格、过往行为、当时受甚么刺激，以及有没有真正构成风险。尤其在混种犬十分普遍的香港，单凭一张相片、远距离目测或网民印象，根本不足以判定一只犬只是否属受管制品种。

市民可以协助举报明确、客观及正在发生的违规，例如未牵绳、放任狗只滋扰或攻击他人、疑似虐待、非法繁殖或走私；但不应被鼓励扮演品种鉴定员、犬只行为专家或执法人员。前者是协助公共安全，后者却在把偏见制度化。

香港需要完整的犬只管理制度

与其在事故后急于扩大危险犬名单，或以相片举报带动监察，政府更应建立一套以公共安全、饲主责任、专业判断和尊重生命为基础的完整犬只管理制度。

第一，政府应全面检讨伴侣动物相关法例，并在提出修订前进行实质公众咨询。政府既然正检讨格斗犬定义、危险犬只和大型犬管控，就应清楚交代格斗犬及高风险犬只如何界定、混种犬如何评估、饲主有哪些覆检和申诉途径，以及甚么情况才需要额外限制。咨询应听取兽医、犬只行为专家、动物福利团体、饲主、物业管理业界和受影响市民的意见。有效的公众咨询，可以避免制度直接被个别案件、恐慌和片面认知影响。

第二，香港应建立两层式负责任饲养制度。第一层，是为首次养狗或首次申请狗牌者提供免费基础课程，涵盖公共场所牵绳、犬只压力讯号、基本照顾、适当社会化、走失处理、绝育、疫苗和弃养后果，如新加坡已把免费网上饲养课程与首次申请狗、猫牌照连结起来。第二层，则针对重复违规、未能妥善控制犬只、有失控或伤害纪录，或经专业评估需要介入的饲主，要求完成实体训练、犬只行为管理课程和后续跟进。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已有在危险犬管理或法院命令下要求完成相关课程的做法。

第三，政府应建立以行为与证据为本的个案处理机制。投诉和相片可以作为调查起点，但不能取代专业鉴定，更不能成为犬只被长期扣留或处置的结论。任何涉及品种争议、严重限制或人道处理的个案，均应有独立兽医及犬只行为专家评估、清楚书面理由、饲主提出证据和覆检的机会，以及在安全可行下由动物福利团体协助训练、暂托或安置的空间。

尊重生命才有执法正当性

当格斗犬定义仍然含糊、评估与覆核程序未清楚交代时，政府已可以扣留甚至决定一只犬只是否继续生存，问题已不再只是一般执法，而是政府如何行使权力、社会如何理解生命价值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要求完善防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法例，另一方面便不能容许政府以含糊标准、封闭程序和行政方便处置动物生命。公共安全重要，尊重生命也同样重要，真正成熟的社会，正是要在两者之间建立清楚而可信的平衡，而不是在恐惧中牺牲其中一方。

政府有责任保障公共安全，狗只事故必须严肃处理，失责饲主亦必须被追究。但狗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源于人的问题。政府应教育人、规管人、追究人，帮助饲主学会负责任地与动物相处，而不是因为恐惧或管理方便，便轻率决定一个生命是否还能继续生活，甚至被夺去生命。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