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广宇议员

人工智能时代，香港最需要争取的，不只是保住现有职位，更是让更多市民有能力创造工作、创造收入。若我们只把 AI 视为取代人手的工具，便很容易在焦虑中错失机遇；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让市民能把 AI 变成自己专业能力的延伸，降低创业、转职和提供专业服务的门槛。

近年兴起的“一人公司”（One-Person Company，OPC），正好反映这个转变。它不是传统意义的自雇或个体户，而是人工智能大幅提升个人生产力后，由人负责判断、创意、专业决策和承担责任，AI 协助处理重复工作、资料分析、内容生成和流程协调的新型企业模式。所以未来的竞争，更在于能否把人的专业判断与AI的执行能力有效结合。

“一人公司”数目上升　政策支援仍待追上

笔者早前留意到，2025 年本港新成立、由一名成员组成的本地公司有 157,812 间，较 2021 年的 91,104 间明显上升。这个数字反映一人为核心的企业形态日益普遍。正因如此，政府更需要了解这类企业的实际情况。

笔者年初曾在立法会就支援一人公司的措施提出书面质询，促请政府正视 AI 时代下轻型创业和新型就业形态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答复指出，现有创科、青年创业及中小企支援计划已涵盖部分一人公司，政府在答复中表示，现有创科、青年创业及中小企支援计划已涵盖部分一人公司，并预告数码港将于年中开始为 OPC 提供支援。

政府能迅速回应业界和社会关注，方向值得肯定。然而，现有支援是否真正切合一人公司的实际营运模式、融资需要、数码转型困难，以及在 AI 时代下拓展市场和提升生产力的挑战，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创业真正成本：算力、试错与首个客户

对人工智能相关初创企业而言，最迫切的支援，未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业资金。根据笔者与业界交流所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业成本已大幅改变：由词元（Token）及模型调用、云端与算力服务、数据处理、产品测试，以至网络安全和寻找首批客户，每一项都是真实而持续的开支。

许多创业者不乏好构思和技术能力，但在产品反复试错、验证市场需求，以及接触首批企业客户的阶段，往往已面对沉重成本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内地政府近年对这些问题反应快速。湖北早于2023年已提出每年发放5,000万元“算力券；深圳、北京、杭州等地近两三年亦陆续透过算力券、模型券、训力券、云服务支援、数据资源、场景开放及供需配对。以深圳南山“模力营”为例，截至2026年初，已有超过700家人工智能企业申请入驻，199家获准入营，当中4家企业在入营后获得亿元级投资，入驻企业总估值超过200亿元。

内地竞争关键：不只是资助，而是开放市场入口

这些措施的重点，是希望财政支援的同时，让创业者以较低成本提供试验技术、让他们可以更专注做好产品和市场。

内地部分城市更由政府、园区或大型企业公开提出实际需求，让小型团队在相对可控的环境下测试和改良产品。以海南为例，当地曾组织旅游、现代服务、高新技术及特色农业等行业，与一人公司对接。企业先提出实际营运需要，例如改善客服、分析客流、整理文件或监测农作物；合适团队则展示相应的 AI 方案，并可在景区、店舖、企业部门或农场作小规模试用。若能证明方案有效，企业便可能正式采购、扩大使用，或向其他企业推介。

内地城市同时开始处理 AI 时代的合规问题。包括共享工位注册、知识产权、信用支援，到陪伴式合规服务和沙盒监管。政策的用意并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创业者在起步阶段便了解资料使用、消费者保障和人工智能责任的界线。尤其当 AI 智能体可以协助处理资料、推荐服务，甚至代表用户执行指令时，发展与治理更不能割裂。

香港已有起点：由OPC Hub走向OPC生态

香港已踏出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OPC）的第一步。数码港于2026年7月启动全港首个专为一人公司而设的OPC Hub，为合资格成员提供共享工作空间、云端服务、模型使用额度及人工智能推理资源，并协助企业连接投资者、产业伙伴和市场。OPC Hub亦提供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相关支援，让创业者可在较低门槛下开发、测试和展示产品。这些措施显示，香港已开始建立支援一人公司及AI初创的基础。

下一步，香港可考虑以OPC Hub为起点，逐步建构一个连接创科、就业、培训、商业化和保障的“OPC生态”。首要工作是建立较清晰的政策定义和行业分析基础。现时，公司注册资料中“由一名成员组成的公司”，未必等同于由一人实际营运的企业，更不必然代表其业务以人工智能工具、AI代理或智能体作为核心。政府可在保障商业私隐的前提下，研究收集和发布有关密切使用AI智能体一人公司的活跃情况、所属行业、营运年期、常用数码工具、收入来源及雇用模式等资料。

这并非单纯增加统计数字，而是要做好行业分析：了解AI一人公司主要集中于哪些行业，哪些业务模式能够真正创造收入、带来就业机会和具备扩展潜力。掌握这些基础资料后，政策便不会只以新增公司注册数目作为成果，而能更精准地把资源投放到有需要、有能力成长，并能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企业上。

此外，笔者期待政府鼓励并支持公共机构、法定机构、大学、科研及创科园区、大型企业和商会等具资源及行业网络的机构牵头，定期梳理及发布可由人工智能协助解决的实际业务需求，例如客户服务、资料分析、跨境贸易支援、旅游导览、零售营运及长者服务等，建立“OPC场景对接机制”。

在该机制下，合资格 OPC 可按公开需求提交解决方案，并在限时、小规模、可控风险及具明确成效评估的框架下进行试用；如证实可提升营运效率、改善服务质素、降低成本或带来其他可量化效益，相关牵头机构可协助将方案转介至其他潜在用户、纳入示范案例及行业采用名单，并在符合既定程序、采购规则及公平竞争原则下，争取后续合作或采购机会。此举有助创业者由单纯展示产品，走向取得真实客户、建立收入来源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初级职位减少、工作内容不断被重塑的情况下，OPC可以成为市民提升就业力、发展专业服务、创造额外收入，甚至开展新事业的一条新路。香港应把“AI Ready”与“OPC Ready”结合，将创科、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障和国际市场拓展放进同一张政策蓝图，让更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成功落地，让更多市民在新技术浪潮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作者李广宇是第八届立法会功能界别（劳工界）议员、工联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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