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谢宛达

2026年，香港强积金制度踏入25周年。积金局数据显示，总资产值约1.67万亿港元，参与率达100%。但亮丽数字背后，一个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总量在增长，流量却在萎缩。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6年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0亿元，同比升4.5%。数字看似回暖，但地区商舖空置率、留港消费疲弱、资金流动性下降，与宏观数字改善形成落差。中产家庭“支出固定、薪金不变”，正是消费疲弱的根源。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分：总量是“饼有多大”，本地消费是“饼有没有在香港分和吃”。适逢国务院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进行近20多年来幅度最大的系统性修订，提取情形从六类扩至九类，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这值得香港思量：沉淀的万亿资金池，能否转化为本土消费引擎？

强积金放宽背后的三个障碍

第一，香港强积金没有分帐机制。新加坡CPF设有普通帐户（住房）、特别帐户（退休）、保健帐户（医疗），资金分流清晰。香港只有一个帐户，一旦允许提取作置业，等于直接从退休保障中抽血。

第二，供款率仅10%，远低于新加坡的37%。香港精算学会2026年3月研究显示，一名45岁雇员到65岁退休时可累积约180万元，通胀调整后每月仅6,400元年金，替代率32%，与许多发展经济体相比仍属偏低。

第三，“一放就全放”的风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曾表示，提早提取会令累算权益失去滚存增值机会，削弱制度完整性。坊间亦担心，一旦容许置业提取，教育、医疗、应急等要求将接踵而至。

促基层消费才能起到救市作用

经济学研究普遍显示，基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显着高于高收入群体。同样一笔资金，落入基层口袋所产生的本地消费总额，可以是富裕阶层数倍。

假设消费边际倾向为0.8（即每多赚一元，会花掉八角），乘数效应约为五倍─每一元初始支出，最终带动约五元经济活动，体现为：基层工作者收入增加→在本地茶餐厅、街市、杂货店消费→小店收入增加→再循环消费。

建筑、装修、搬运、家电行业有一个共同特征：工作属性决定了他们无法远程办公，也难以长期离港。收入增加后，消费场景高度本地化。他们的钱，不会大规模北上或外流。反观高净值人士，消费模式国际化，诸如海外旅游、子女海外升学、聘请外佣汇款回乡。他们的力量集中在总量贡献上，但对本地消费的提振效应有限。

有约束的定向释放让市民敢消费

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例如设计一套简单透明的制度——禁售期、实报实销、提取上限。

其一，禁售期。以提取方式置业，设立五至八年禁售期，特殊情况可申请豁免。

其二，提取上限（如50%）是“门槛”，卖楼时返还本金是“机制”。两者配合，确保退休帐户不因置业提取而净流失。仅限首次置业自住，防止投机。楼价升跌的利润或损失，全归业主。

其三，装修与管理费实报实销。凭合同和单据按实际支出提取，5万元以下凭发票直接提取，5万元以上需提交合同及明细审批。

置业本身就是一种退休保障——供满楼后可透过逆按揭每月提取现金。积金局2025年7月数据显示，累积100万元或以上的帐户有12.5万个，其中九成由40岁或以上人士持有，40岁以下仅约1.2万个。制度开放的象征意义和长远效果，大于即时规模。

香港经济当前的困境，关键不在总量增长，而在于资金沉淀与消费外流。创造条件让强积金释放部分弹性，绝非削弱养老保障，也不是走“一味锁死”或“干脆派钱”的极端，而是引导资金在本土经济中流转，让基层有工开、有钱赚、敢消费，这才是香港经济真正的燃料。

作者谢宛达博士从事商务对外联络及社会公共关系发展义务工作，关注内地与香港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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